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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由与历史意志的隐秘对视 ——读陈河的《夜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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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小说之难,很多时候就难在人物关系的营构上——因为篇幅和结构的限制,要在一定的叙事长度里,成功地演绎各种跌宕起伏的人物冲突,几乎是非常困难的。正因如此,很多作家在迷恋人物的外在冲突时,通常都会倾心于一种“欧·亨利式”的结尾,以便迅速而又富有意味地结束故事。而更多的现代作家则主动回避人物的外在冲突,精心推演那些人物心理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于往返和盘旋之中,缓缓地打开人物隐秘的心灵镜像,展示丰饶的生命质感。陈河的《夜巡》显然就属于这类小说——它看起来是在经营一种外在的故事冲突,其实是在展示人物之间不屈不挠的内心对抗。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内心对抗的背后,又分明地凸现了被历史强权严重扭曲了的人性。

  从文本的外在结构上看,《夜巡》非常巧妙地设置了一个窥探性的故事框架。它立足于一种合法性的窥视,让十七岁的镇球不断地进入大院深处的某个家庭,试图彻底解开鹤子的生活真相,尤其是那位瞬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北方男人”。正是这个强悍而又无法确认的“北方男人”,以“谜团”的形式构成了整个叙事的内驱力,也使小说由最初单纯的揭示真相而慢慢地变为寻找真相,而且这种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跟踪的意味——当镇球处在暗处时,总是能够清晰地发现“真相”(“北方男人”),而当他果断地进入现场,“真相”却又荡然无存。因此,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北方男人”,与其说是一种被悬置的符号,还不如说是整个叙事的核心和枢纽。他像一个狡猾的对手,不断地向镇球所代表的权力意志发出无声的嘲笑。而从叙事策略上看,这个无法确认的“北方男人”,又体现了作家对一种悬疑性情节的精巧布局,也大大强化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但《夜巡》的内在力度,显然不在于这种悬疑性的叙事策略,而是在于镇球等夜巡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地自由进入民宅。这种行为的合法性,直接指向了“文革”时期的强权历史——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权力意志可以通过非常规的禁锢手段,无须任何理由便轻松地剥夺民众生活的个人空间,使民众的自由生存处于真空状态。镇球和他的同事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彰显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他们只需佩戴那只具有高度隐喻意味的红袖章,便使得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存空间被肆意践踏。这无疑表明了那个特殊时代里的个体尊严,已被强权意志肢解殆尽,任何合理的生存方式,都必须受到合法性的检视和质疑。

  “镇球在黑漆漆的巷子里选中了一座高门大院,要潜入内部仔细巡查。高门大院的大门锁有点复杂,镇球试了三把万能钥匙才把门打开。”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就这样叙述。从这种叙述里我们可以感知,随身携带多种“万能钥匙”的镇球,其随意性越大,民众生存的自由空间便越小。事实上,镇球与鹤子一家的矛盾,并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的预设,而只是一种权力意志随意发挥的结果,而鹤子一家宁静的生活,也正因为那位似有似无的“北方男人”而变得动荡不安。它带有几分神秘和无奈,但神秘和无奈之中,又分明隐含了个体生存与强权意志的尖锐对抗。

  更为复杂的是,在《夜巡》里,当权力意志的合法性与一个十七年少年达成同盟的时候,人性便迅速地露出乖张的面孔。作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禁锢的时代、骚动的身体和欲望的冒险,已使镇球处于某种烦躁不安的状态。所以,当他拥有了红袖章的合法性之后,尤其是碰上身体丰腴的小鹤之后,“从她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女人气味越来越浓,紧紧裹住他尚是童贞的身体”,隐秘的生理欲望于是被不可避免地点燃了,并导致了他对那个“北方男人”不依不饶的追踪。这种追踪在合理与合法的前提下,折射了镇球多少已经扭曲的幽暗心理——它包含了几分嫉妒与报复的冲动,又夹带着几分揭秘与窥视的亢奋。当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渴望“红色台风”的再次光临,甚至在焦灼的等待着再次单身前往鹤子的家。这种非理性的人性变异,同样也指涉了那个时代个体被压抑的生存镜像。令人感佩的是,作者并没有赋予镇球更多的勇猛和无畏,而是让这个少年多少还心存一份潜在的畏惧。所以,当老太太说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并威逼他留下来陪她们玩牌时,他感到了“毛骨悚然”。这是反抗者的威力,还是自然人性的苏醒?当“教养”这个词被投掷到镇球的面前,他的内心受到了怎样一种震慑?这是作者极为耐人寻味的一笔。

  从窥探到追踪,从亢奋到失落,从承受到反抗,陈河的《夜巡》赋予了历史以无边的“夜色”,同时又以“巡察”的手段打开了另一种生存的真相:它充满了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的顽强对抗,尽管这种对抗一直处于某种心理对视的状态。

  (原载于《上海文学》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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