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王季思(1906-1996)，名王起，字季思，室名玉轮轩。温州龙湾人。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师从词曲大师吴梅。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8年夏，调任中山大学教授，历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主任等。著有《西厢记校注》《桃花扇校注》《王季思诗词录》《玉轮轩曲论》《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等，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全元戏曲》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
今年是著名温籍戏曲史论家王季思和董每戡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两位先生曾任教的广州中山大学为此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王季思，是继王国维、吴梅之后我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与文学史家，成就卓著，尤其在《西厢记》的校注与研究方面，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享泰斗之尊称。
徐宏图/文
注《西厢》，在国内外刮起“西厢旋风”
《西厢记》是金元间人王实甫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讴歌在封建礼教束缚下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梦想的勇敢行为。它不仅是北杂剧的压轴之作，也是此前所有宋元戏曲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在上世纪上半叶，国人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西厢记》曾与《牡丹亭》《红楼梦》一样被视为“闲书”“黄书”。王季思先生曾回忆，他在中学时期开始看《西厢记》时就遭到家长的反对，只是他不听劝阻，他说：“奇怪的是他们越防范，我们越要看。我的爱好《西厢记》，并发愿替它作校注，是从这里开始的。”
可见他并非为校注而校注，而是有感而做，因此，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参考资料极端贫乏，困难重重，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与决心。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浙江沿海一带大多沦陷，浙江大学也内迁至龙泉，王先生正好执教于龙泉分校。那里处于万山丛中，偏僻荒凉，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可供阅读，而《西厢记》的版本有几十种之多，到底选哪种为底本，是首先遇到的难题。当时最流行的是金圣叹本，王先生并不因此本流传最广而随大流。他通过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凌蒙初刻本。在具体的校注中，他全力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尽可能考查了从《莺莺传》以来有关崔、张故事的历史资料，厘清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二是根据可能找到的版本，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校正；三是认真考查了前人的注释，根据自己的阅读心得，有所驳正与继承。其中用力最多的当然是注释，除解释难字难句、引证诗词典故出处外，还致力于方言俗语的考释，“从宋元通俗文学中求例证，纠正前人一些主观臆测”，“于类似的词性、句法中求义例，使读者可以举一反三”，“从明清戏曲小说和现代方言俗语中考察它们的演变，使读者了解现代汉语跟白话文学的先后继承关系”。
1944年，他终于完成全书的校注，取名《西厢五剧注》。关于这本书的出版，王先生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官方的出版机构是不会承印这种“闲书”的，他是通过一位在龙泉私人经营“龙吟书屋”的朋友郭莽西替他印了这本书的。郭莽西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出版此类禁书的。过不多久，他就因积极参加反蒋爱国运动被杀害。
这本《西厢五剧注》，是近现代第一本《西厢记》校注本。1949年后，王先生又多次修改，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印数达100多万册，除于国内刮起“西厢旋风”外，还一度在国外产生轰动，日本学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索引》，把它作为工具书备查。七十多年来，王注本在国内众多《西厢》注本中仍然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一种。其意义正如著名戏曲史家蒋星煜先生在《文坛艺林》中所说：“建国以后，王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先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修正再印，基本仍保持了当年《西厢五剧注》的面貌，这使古典戏曲研究者尤其是《西厢记》研究者有了一个较可凭信的本子。”
论《西厢》，实现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
王先生除了校注外，还在《西厢记》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出版了许多专著与论文，实现了自己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厘清了《西厢记》的源流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5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专著中。全书分“元微之的莺莺传”“从赵令畤到董解元”“王实甫和西厢记”“西厢记塑造的人物”“西厢记语言的运用”“小结”等六章。把《西厢记》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唐代李绅的《莺莺歌》及宋代秦观与毛滂的《转笑转踏·莺莺》，到宋代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发展与演变，最后产生王实甫的北杂剧《西厢记》的过程，作了详尽的表述。在“小结”部分还提及明人的改本与当代的演出本，前者包括李日华与陆采的《南西厢》，后者称越剧改编本《西厢记》“在全国戏曲会演里得到很高的评价”。王先生厘清了《西厢记》的来龙去脉，为《西厢记》研究者深入探讨这部元杂剧的巅峰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解决了《西厢记》的作者争端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未决的悬案，大致有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等四种意见。自从清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流行后，王作关续几乎成了定论。例如杨公式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文章，称《西厢记》的第五本与前四本的风格迥然不同，应是另一作者手笔。连王季思的老师陈中凡也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认为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称“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没有列入王实甫，因而怀疑《西厢记》的作者并非王实甫，而是比郑德辉更晚的一个作家。针对杨、陈等先生的观点，王先生根据钟嗣成《录鬼簿》和元末明初的其他有关史料，先后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与《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通过这一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终于使《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获得接近解决，此后已罕见有异议。
三是采用前人主要是乾嘉学派治经的方法考证《西厢记》。他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受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的影响。孙是温州瑞安人，王季思与他有亲戚关系，在瑞安县立中学读书时，就住在他家里。孙家玉海楼藏书富赡，其中特别引起王季思注意的是一些经孙氏亲笔校勘、批注的本子及与同时代学者讨论问题的通信，王季思看后，非常钦佩孙氏学问之渊博与治学态度之严谨，自然受其影响，采用同样的方法校勘和考证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元人杂剧。为了做好考证工作，王先生做了大量关于元人戏曲的俗语方言卡片，不仅对研究《西厢记》有用，也为他后来研究关汉卿、马致远等其他元人戏曲打下基础。
对于王先生研究西厢记的成就，蒋星煜先生在《〈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一书中作了高度评价：“中国学术界对《西厢记》的研究，无论就文艺学或文献学而言，今天已经有了较多的成果。……王季思则兼顾了这两方面。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后来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都可以有选择的批判接受。”蒋先生的评价是公允而确切的。
游“西厢”，留下七绝两首佳话一段
因为与《西厢记》的情缘，《西厢记》故事发生地山西永济县普救寺，早就是王先生十分向往的地方，只是一直没机会成行。直至1986年秋天，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在山西临汾市召开，他才得以实现夙愿。这一会议主持者、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黄竹三是王先生的高足，他自然也成了大会的首邀代表，时年80岁。更令他惊喜的是，会间他还与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的首席专家蒋星煜不期而遇，蒋先生是该所的唯一顾问，自然也在首约之列，时年66岁。这对《西厢记》研究来说，可谓是知音相遇，珠联璧合。除了会议安排参观洪洞县苏三监狱、关帝庙、鹳雀楼外，他俩迫不及待要去的自然是普救寺西厢馆了，因为他俩为研究《西厢记》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对当年张生与莺莺发生罗曼史的名山古刹是有特殊感情的。会议作出特殊安排，专车送他们去考察。尽管整个普救寺只剩下一座巍然莺莺塔，其余的殿宇楼阁均在历代的战乱或地震中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俩仍然兴致勃勃。而永济县委为不让这两位重量级专家失望，还特地安排他们参观永济县委修复普救寺的蓝图与模型，并告知这座昔日曾经“神房花木深”的旖旎风光的古刹两年后将重现于世。
从普救寺回到永济县委招待所，县委的同志盛情请他俩留下墨宝。才思敏捷的王老或许在参观过程中早已诗兴大发，此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题有《普救寺偶题》两首七绝云：
白马将军义薄云，书生笔阵扫千军。中条山色黄河水，长与莺娘驻好春。
青年心事慕崔张，曾继三王注乐章。老去尚余绮思在，自携海燕过西厢。
前一首写的是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张生写信给友人白马将军杜确领兵解围才得以平息。诗人感叹这里的好山好水，给莺莺带来美好的春天。其中“莺娘”二字，出自《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红娘请宴”张生唱：“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后一首是诗人称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羡慕崔莺莺与张生的真挚爱情，故继“三王”即明代注释或题评《西厢记》的王世贞、王骥德、王思任三人之后，重注这部名著。如今虽已是八旬之翁，却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因而才偕同太太姜海燕来游这座因《西厢记》而闻名于世的古刹，重温一下这个美妙绝伦的爱情故事。王先生正要提笔题诗，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颤抖了起来，怎么也不听使唤，便对蒋先生说：“手抖得很。劳你的驾，代我写一写。”蒋先生笑着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只好写了。”末了，写下“王季思诗，蒋星煜书”一行清秀有力的毛笔字。
如今，这座闻名中外的古刹早已修复，坐落在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塬上，远远望去，殿宇楼阁，廊榭佛塔，依塬托势，逐级升高，给人以雄浑庄严、挺拔俊逸之感。寺内建有张生借宿的“西轩”，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斋院”等一系列与《西厢记》故事密切相关的建筑，引人浮想联翩。王先生与蒋先生虽然均已作古，但他俩当年游览普救寺的这段佳话仍在当地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