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无法准确表达，我第一次读到王小波先生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时，内心激荡澎湃的情绪。对于这只反抗设置的“猪兄”被拿着手枪和火枪的人们围攻，我和王先生的想法是一致：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王小波如是说。
只是，很多设置隐遁于无形之中，你我身处其中，却未必察觉。譬如人人都希望的安稳生活。在这样的设置中，我们自以为充实和安定的生活着。这样的设置从来不会问你对人生怎么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过怎么的生活……它往往只希望你安分守己，得过且过。人人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从来如此，你为什么要像特立独行的“猪兄”那么不一样呢？
但是，分明有个声音在呐喊：
“从来如此，便对么？”
一年四季，景色不同，特点鲜明。因而我们在每个季节里，心中都有一份对自然迥然不同的感发。春天草长莺飞，吹过的春风就是我们的思念；夏天生机盎然，灿烂的阳光就是我们的热情；秋天丹桂飘香，丰硕的果实就是我们的希望；冬天银装素裹，飞舞的雪花就是我们的欢乐……
倘若大自然中的四季就是一般的设置，这个世界简直无聊透顶！
那么，每个人的人生设置，为何都要趋同呢？
你的理想实现不了，为什么要设置由你的孩子去实现呢？孩子借你而来，却并不属于你，他属于在你之后的未来。
为什么和大众不一样就是另类呢？他们只是生命的不同角度的呈现罢了。
我对设置的反抗，最初是盲目无知的。从前，我一直以为我在设置我自己的生活，如此与众不同。直到后来才发现，生活一直在设置我，它设置我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就像千千万万安之若素的人们。
于是便有了灵魂深处的痛悟，决心不再被盲目设置，做一个清醒的反抗设置者，也不做设置别人的人，而只是追求内心的安宁与独行的自在。
在教育教学上，我近乎偏执地反对一切教学模式，认为没有一种模式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不能仅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理想的接班人，也是为了每个受教育的个体能更体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良好的教育，要给予人以尊严和个性，而不是把每个学生都设置成一个所谓理想的样子。
课堂教学也一样，按部就班可能有序，但未必有生命的温度和气度。这个世界，既没有万能的模式，也没有一无所长的模式，每种教学模式背后都有其功能，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命的温度和气度。
美国摩西奶奶在《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一书中说：“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于适当的路，正确的路和唯一的路，这样的路并不存在……你愿意做的那件事，才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
老子《道德经》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有更多反抗各种有意无意地设置的人出现，并开始追求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别样生命历程，这个世界才有了希望。
王小波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于是在1992年，他辞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岗位，脱离了约束着他的体制，开始了专注于个人写作的人生新生涯。如你所知，他创造了一个万人景仰的新世界！
但我没有勇气像王小波那样，脱离现在的体系，因为我不是王小波。
想起后半生的梦想是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1882年和1884年，托尔斯泰曾一再想离家出走)，终于以82岁的高龄，决绝地用自己的离家出走，来向世人宣告：他要彻底脱离自己生活着的体制！
那是1910年10月28日凌晨还不到5时的时候，82岁的托尔斯泰就带着私人医生离开了自己的家。但在火车上，托尔斯泰病倒了，再加上寒冷的天气，他不停咳嗽，并开始发高烧。7天后他就病逝在这个叫做阿斯塔波瓦的荒凉的小车站里，宁死也不回头。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却深深理解和同情他。如果你读过他51岁时所写的《忏悔录》，你就知道那时支撑他的宗教信仰几近崩塌，他的灵魂早已经走出了他所生活的体制，并与之保持了距离。这个体制，就是以他的不肯放弃的“托尔斯泰夫人”为核心的贵族生活。托尔斯泰是一个诚实、执着，又身体力行的人。甚至连托尔斯泰的坟墓，也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体制的排斥。
茨威格在他的《世间最美丽的坟墓》一文中写道：“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块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那样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
王小波已经走了二十年，我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常常翻起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以求得一些慰藉，继续做个低调的自由派，并接着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学着像王小波那样，做个明辨而独立的生命个体。(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