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是上海滩女作家张爱玲的名言。

　　大抵大作家都是自小有个性，特立独行。和著名作家戈悟觉聊起这个话题，这位北大才子爽朗笑道：“出名早晚看际遇，但要成为作家，我以为立志一定要早，并要始终盯着这个目标。”

　　戈悟觉是温州人熟悉的文化学者，国家一级作家，教授。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主动要求去大西北工作。任宁夏日报文艺部主任，特派记者，人民日报特约作家，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政协常委、文化组长。1995年调回温州，在国内外大学任教讲学。曾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温州东方道德文化学会会长。发表作品600万字，主编书籍600万字，著作20多部，有英、法、日、俄、保等文字译本。录制电视剧4部，参加中法、中日文化交流。20多次获国家级、省级作品奖。

　　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正泰集团、美国龙安集团等中外企业高级顾问。

　　少年心志当拿云

　　戈悟觉的作家梦孕育于1944年，那年他才7岁。温州市第三次沦陷，全家逃难到永嘉鲤溪。房东的窗口正对一个坟。少年戈悟觉夜夜面对坟里人，人死了怎么办的问题一直纠缠着他，夜夜失眠，面黄肌瘦。回到温州家里，白色书柜中的书籍让他找到答案：就像他们，留下书，人死了精神和感情犹在。虽然没有老子“死而不亡者寿”深奥，但戈悟觉的少年心志，从此就确立了。

　　早早开始立志，早早开始投入写作，但被人赏识还是在初一那年。戈悟觉的作文被语文老师陈玮君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在陈老师任教各个班级里，他的作文本被巡回挂在墙上供同学阅读。这无疑对戈悟觉写作热情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1949年5月温州解放前，我舅舅在温州中学担任校刊主笔。他住在我家，我很早接触新潮思想。关注时代，视野开阔，对于作家非常重要。”

　　温州解放之后，戈悟觉政治热情高涨，他在12岁就担负筹建温州少先队的工作，任少先队组织部长。在温州中学是学生会执委，文娱部副部长。“三反五反”时期，他父亲被戴上“大老虎”的帽子，他写了一封《劝父书》，感人泪下，温州电台播出。但最终父亲被无罪释放。政治让年轻的戈悟觉困惑不解，他将自己所有的热情投入到真善美的体育运动上。他在文学阅读和写作的同时，瘦弱的他刻苦训练，成为优秀的跳高选手。16岁打破温州市跳高纪录，17岁打破浙江省跳高纪录。他还是温州学生篮球联队的中锋。

　　高中时期，戈悟觉严重偏科，几乎放弃了数理化。他曾给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写信：数理化对作家到底有没有用？茅盾先生回了一封信，说要全面发展，但又举例考上清华的钱钟书数学0分，吴晗数学0分。

　　“茅盾先生举例的意思很明白，他第一句话是顺着教育部说的，但重点在举例。于是我上课看小说写东西，数理化补考年年上榜。我仍然我行我素，不为虚荣虚掷时光。记得毕业考化学卷是‘59+1’分，化学课周学震老师对我爱护了一下，幽默了一下，为此，我考上北大后特地拜访他，表示感谢。”

　　温州那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只有戈悟觉一人。在中文系迎新会上，系主任杨晦老师说：“今年全国高考有位同学作文满分，他就在你们中间。”有好事者打听，原来是戈悟觉。

　　“我庆幸当年瞬间的勇气。作文题目：《我在大学将怎样学习》。很容易写成表态文字。我倒时序，写大学毕业了当记者采访新疆哈萨克老人，回顾在校学到什么，欠缺什么。这是在考场上灵光一闪，如果跑题便完了。”勇气基于底气，正是平日深厚的文化积累，让严重偏科的戈悟觉走上了文学路。

　　矢志不渝去践行

　　大学毕业，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散文，在《大众电影》等全国性刊物发表过文章的才子戈悟觉，又是北京市田径队员，原本是指定留在北京的。他和系主任刘爱芝说：“我身体好，留在一个渴了可以喝汽水，饿了可以吃牛奶面包，出门就可坐公交车的地方，太浪费我了。”因为思想不合时宜，当时全班唯一非团员的他，认定要去大西北，去最艰苦的地方。让大家意外。

　　就这样，戈悟觉和一位不愿意去宁夏的同学交换，舍弃《体育报》去了《宁夏日报》。

　　戈悟觉没来过大西北。上火车没有带吃的东西。北京到银川要坐32小时的硬席火车。不带餐车，沿途站台只卖水果糖。他吃了两天一夜的水果糖。

　　银川是首府，但很落后：“一条街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

　　10多位各地分配到宁夏日报的大学生，睡觉打地铺，黄泥地铺上稻草。艰苦戈悟觉倒不怕，他本来就不是来享受的，令他困惑的是土政策：每天上班10小时(加晚上2小时)，而且规定记者编辑不许写外稿。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喜事》，被中央广播电台配乐播出，当年属于最高档次，是为宁夏争了光，结果却接连几晚开会批判“名利思想”。

　　怎么办？作家梦不能放弃，但宿舍不能写，办公室不能写，在最困难的时候，戈悟觉到处找地方写作——他在平房屋顶上就着路灯写小说，寒冬腊月披着棉袄，戴着手套，墨水都冻住了，写一写，得捂一捂；他趴在邮局柜台上写；他在候车室里写。沙漠中，煤油灯下……文革，他写的文字更不能发表，他就发表在抽屉、箱子里。

　　“四人帮”被抓后，戈悟觉十多年的积累开始井喷，每年发表十几万、几十万字，在《人民文学》、《十月》等重要刊物屡屡上榜，屡屡获奖。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出7人组团到保加利亚参加世界作家大会，戈悟觉是团员兼新闻发言人，并宣读论文《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得到了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赞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戈悟觉的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影响人，正因为他的实际践行，他的深入生活。“我下乡，别人喜欢住招待所，我都是住在农民家里，社员家里，一起喂牛喂羊，睡在一个炕上。最大的困难，不是吃的苦，而是卫生极差。西北缺水，被子从来不洗。那都是土炕，甚至没有草席，有一次睡醒从被窝里捉出99只臭虫。但只有深入生活，你才能跟农民、工人心连心。记得采访一位劳动模范，一开始他是拒绝的，我们一起铡草、喂夜草，睡在一个炕上，后来他就告诉我很多家庭‘秘密’，开始交心了。”

　　戈悟觉以西北为写作的资源，为西北的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两张一戈”成为了宁夏文学品牌。但故乡情结在，东部的召唤也在。西部加东部才是完整的中国。戈悟觉1995年回到家乡温州。因为对教育感兴趣，任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他对工作选择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有时间搞创作。”东西部强烈的对比，又燃起了戈悟觉强烈的创作热情。

　　在南存辉的资助下，在胡雪冈先生的帮助下，戈悟觉主编了温州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论述温州历史、人物的《瓯越文化丛书》(12册，230万字)。为了这套书，那一年春节他和太太在北京郊区印刷厂度过。他还主编了《弘一大师温州踪迹》、报告文学集《走出温州》，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来过西部》、《状态》，散文集《时光有声》等等，又迎来了文学上的井喷期。

　　今天的戈悟觉，退而未休，成就一个“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大自在了。在文学路上，追逐一生，孑孓独行，不畏孤独，不惧艰辛。至今年过八旬，仍笔耕不断。2015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别摘下白手套》，获“一篇奇特的文字”的评价；去年发表的散文《小院旧雨》，入编《2016中国随笔年选》。他还在路上，他要走得更长更远。

　　(文/周红 摄影/艺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