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适逢永强中学建校60周年校庆，《董楚平文集》首发式在永强中学举行。

　　董楚平（1934-2014），原名董昭寿，玉环市人，生前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在吴越文化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金文集释、古典文献译注等方面皆有造诣，著有《楚辞译注》《吴越文化新探》《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等，1993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证书与特殊津贴。 董楚平先生在温州成长并写出了很多轰动全国的论文，曾就读于温州中学、温州师范学校，1957年至1980年的二十多年间，董楚平在永强中学担任历史老师。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邱小侠出席并主持了首发式，她表示，印象中董楚平先生为人淳朴，涉及的研究领域海阔天空，本次她是以其学生的名义主持其文集首发式。《董楚平文集》共分七卷，当日首发的是第五卷《广义吴越文化史》和第七卷《古文字考释》。

　　首发式上，董楚平先生家属代表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温州大学、温州市图书馆、龙湾区图书馆、玉环市图书馆、永强中学赠书。据该文集责任编辑王福群透露，董楚平先生在生前就有编辑出版文集的考虑，并制定了初步框架。《董楚平文集》其余五卷分别为：《史学与训诂》《神话与考古》《〈老子〉与〈楚辞〉》《吴越文化研究》《孔子研究》，全书将于不久后面世。

　　“瓯阅”特编发章方松先生《潮风海涛天地宽——论董楚平先生学术理路》一文，从多角度了解董楚平其人、其文。

潮风海涛天地宽——论董楚平先生学术理路

章方松

　　乙未初冬，我站在东海大堤上，迎着狂啸的海风，遥望着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潮，波澜壮阔，汹涌澎湃。自从董楚平先生去世一年来，深切怀念先生的前尘往事，犹如天风瓯潮，奔腾起伏。首先使我想到先生的一生学问与阅历、胸境，仿佛瀚浩的东海一样的波澜壮阔，气势雄伟。他在温州乡间任教期间，热爱大海，他常与友人或学生观东溟，，仰天宇，观潮浪，听天籁，拓胸襟，抒情怀。先生一生历程可分三个生活基点，成长于东海之滨的坎门，求学就业于温州，学问成就于杭州。坎门、温州与杭城，三点成线构成先生的生命轨迹三角形。这一座三角形，坎门与温州是面临大东海的地方，仿佛是天风海涛、波澜壮阔拓宽了先生的博大胸怀，成就了先生的学术智慧。在我的心中，先生的智慧就是大海，大海就是先生的情怀。

　　今天缅怀先生，再好的纪念是重读先生的论述，透过那风霜的文字，照见先生那文化担当与睿智的坚毅容颜。我本无职格对先生的博大学问，精深思想进行评说，只是我和先生近半世纪的亲近与交流，平日爱读先生的学术文字，经常和先生谈论学术思想，略知先生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思想走向的题旨。我感到先生走后，留给我太多的思索与追忆，从中感到许多蕴在的深层涵义，有待我们去深入阅读与理悟。这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所在。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探寻规律，匡正时弊，学术担当意识

　　董楚平先生的学术研究起步高，境域宽。他奔向学术宫殿一开步，就是立志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从历史的“特殊规律”，如何判断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真诚的学术理念，是他选择了历史，也是使历史选择了他。这种可敬的学术理念，正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学术精神。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辛勤地耕耘着静默地守候着的学术探索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年轻时被打成“右派”后，在农村中学任教时，当生命境遇碰到对他心爱的历史研究“路堵”时，他转向研究楚辞老庄，以避其难。然而，先生对社会变革与发展，有善于博通的敏锐感， “四人帮”粉碎后，他的学术研究重心从楚辞，旋即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缘于1948年，他开始阅读马克思理论，思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水平的重大主题。直至1979年，酝酿了31年的学术思想，终于为中国“文革”后拨乱反正而闪耀光彩。他发表有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文(《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3日)，开辟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一时轰动全国，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缘由是中国自从走出“文革”魔影后，正需要如何从“阶级斗争”的主旋律，走向社会生产发展的关键时刻，董先生的“农民起义运动”为“破坏生产力”的论点一冒出来，仿佛相互呼应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驾而出，为祖国促进全面改革开放起了先导性的理论准备。先生写这篇文章，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半年多，先生已经先觉到中国经过一场场“极左”思潮之后，正需要从“阶级斗争”的怪圈中走出来，进行全面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了。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构设的。其实，董先生的这些睿智的学术理念，并不是因政治需要而孕育学术思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已经对生产关系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从他的《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看奴隶与农奴的根本区别》(《历史研究》1956年第第8期)一文中，已经发现其萌芽思想。正如先生所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井喷’出来的十多篇拙文，是我二十多年痛苦思索的结果，是血与泪的结晶。”先生的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章，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破冰之旅的前声号角。在那刚刚粉碎“极左”思潮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学术的担当意识，不可能会有如此果毅大胆的勇气！在“文革”期间，我去拜访先生时，先生也常常对我们私下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理。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阻碍社会发展的命题。我不能说先生具有天性的预见性，然先生的敏锐思辨学术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常常使我起惊！先生的学术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通过社会的现象，从历史境域间感悟出理思的哲意来。这是先生博学贯通的学术思维重要之处。今天，我们重读先生掷地有声的激情，深刻地指出：“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万能论、暴力万能论，把阶级斗争说成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其实“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学术理念，使人仿佛听到滚滚而前的历史车轮的旋律。

　　学术本无禁区，才使学术成为天下公器的匡正时弊的神器。先生敢于挑战权威，他针对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特点的“超稳定”，而从充分的史料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超动荡”的观点。1956年，在《历史研究》第8期，先生发表学术理念，敢于挑战斯大林“不是完全精确”的话语进行评说。并对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天朝田亩制度》，指出这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大谎话”，并理直气壮地指出“正是这种庸俗的‘阶级观点’，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先生说自己是一只“好斗的公鸡”。他的“好斗”来自于学识的博通与学术的担当精神。那年“四魔”被缚，先生得此消息，即理发后去永强乡贤王璞先生家拍照，以预示纪念中国学术春天的到来。今天，我重新瞻仰先生的照片，先生那睿智的目光充满着乐观的曙光，从他那双旧皮鞋上粘着新鲜的泥土，使我感想到先生从永强中学步行到永兴下垟街的一段泥泞田间的小径上，仿佛是战斗的号角，催促着他像战士走上战斗岗位的脚步匆匆。事后，王璞先生多次对我：“楚平先生有先见之明。在于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悟知到判断未来的社会走向！”

　　二、深入荒原，发现风景，学术探索精神

　　董楚平先生从地处偏僻的东海之滨温州永强调往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后，学术研究开始由政治经济学转路向吴越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是先生承接着他从中学年代开始对《诗经》、《楚辞》的研究学路，继承王国维倡导的学术研究三重性，开启了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先生对吴越文化的研究，拓宽了他对整体中国历史文化深入地把握与梳理，填补了吴越文化研究的许多空白。先生对于学术理路，具有善于综合梳理的逻辑思维，特别是他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确立来定位吴越文化的历史文化涵意，分别以考古器物与典籍文献，及田野考察综合分析吴越文化的演革过程，进行综合梳理分析而提示吴越文化的特色。

　　吴越文化研究是先生以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诸多综合交叉学科的学识展示。他于1988年出版的《吴越文化新探》，以现代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和扎实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史学的功底，依据吴越的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结合典籍，阐述了吴越历史文化的变迁，从而获得了吴越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并从司马迁的“越为禹后说”出发，层层剥笋，排除众家之见，依据文物典章，大胆立论，首次提出了“禹为越后”的论说，认为夏王朝有多方面的南方苗蛮血缘，其中，江南良渚文化的先民后裔应占较大比重。在论述夏越关系时，先以文献资料为主，辅以考古资料，着重从“语言文化学”角度来论证夏越文化关系；然后再以考古资料为主，辅以文献资料，若重从考古学角度论证夏越文化关系。理论与考古、文献相结合，这种思维方式在《吴越文化新探》中达到了较高的学术境界。还有如对“戉”字的阐释，先生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训诂学进行旁证，以考古文献辅助考证，指出越人和夏人都把“戉”(即钺)作为权力的象征；古代“戉”与“夏”同音；“戉”、“夏”活动范围相当；越人自称“戉”，夏族的本名可能也叫“戉”。先生从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阐述了夏越的文化联结时指出：早在4000多年前，即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江南良渚文化的先民们大量北迁，参与中原逐鹿，构成了夏王朝的组成部分。这些先民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中原，散布于今河南，安徽、山东等广大地区。在商人灭夏之后，山东的夏裔由海路南移，重返桑梓，在长江下游建立了越国。

　　众所周知，有关吴越历史的文献记载不多。先生以自己的文字学研究之长，取青铜器铭文，补文献之缺，并纠正文献的谬误。《吴越青铜器铭文集录简释》一章，言简意赅，但富有启发的思想很多。在论及二里头文化的东南色彩时，他认为这是与夏王朝的苗蛮血缘互为表里的。并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如罐、鼎、鬲，觚、爵、鬶，盉等为论据，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南方作风，可能通过江淮地区传入。他又把丰富的出土文物与文献典章相结合论述了吴越地区的铜铁冶炼业、青瓷器物的制作以及稻作文化，肯定了吴越地区古代文化的成就。

　　只要翻阅先生于2012年出版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就会为先生学术视野多维，学识博通而感到由衷起敬。先生对吴越早期文明意识形态的探索，以良渚文字与创世神话、宇宙模式阐述，进行多维度的分解，对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日月山”文化现象与《山海经》的综合比较，由博驭约，由约返博，给人以拓展多维学术视野的启悟极为深刻。正如先生所语：“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文字、已有创世神话，已有宇宙观，这是人类进入早期文明的思想现象。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唯见商族有祖先日月的神话，在现有考古资料中，唯见良渚文化有祖先日月的神话。祖先生日月的神话，唯见于两支东部文化，当非偶然。原因在于东部文化比较浪漫，思维视野不局限于人类，而兼及自然。” (《广义吴越文化通论》第50页。)精心阅读此著，为先生论述处处卓识真见而惊叹！

　　历史是人类精神的荒原，用来提供人们寻找风景，在沧桑里悟通现实现象的经典钥匙。从原始出发很难重复，探索学问真谛是先生心灵感悟的自性智慧。他在《吴越文化新探》出版后，着手于《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研究。他着手此著的目的意在将散落的吴、越、徐、舒诸国的金文进行系统性整理。此著以《吴越文化新探索》第六章《吴越青铜器铭文集录简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拓展。《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此著成为后人研究吴越文化不能绕过的文献。李学勤先生还举例：《刀(前面加三点水)钟》一篇为例，指出董先生“历引饶宗颐、郭沫若、李平心、何琳仪各家之说，取其精义，作出裁断，并提出新说。全篇长达万字，不仅释定文字，训解文义，还讨论了铭文的主旨和思想内涵，书题为叫做集释，确是名相合”。李学勤先生在此著序文中，称此著为填补吴越徐舒的金文研究空白，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董先生对吴越文化的广义研究，或者后人深化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提供了重要的上古文化研究的史料。难得可贵的是先生亲自用毛笔小楷，将《《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此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而严谨地抄写完成。

　　三、深入秘境，破除陈见，学术视野博通

　　学识博通，视野宽阔，深入秘境，破除陈见，善于发现问题是先生学术成就重要因素之一。董楚平先生的《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虽然是一本薄薄的著作，却是有着重量级的学术价值。此书依据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考察，对防风氏的得名、形象、居地、事迹，遭遇，一—进行了考辨，并从中国经典典籍引发，结合出土文物，印证民间故事，综合地方文献，发现防风氏历史发展与变迁流程中，感发防风氏与大禹之间奥妙关系的考证，又以民俗活化石来反证防风氏的历史演变，为中国创世神提供了有力的据证。先生是第一位系统研究防风氏历史的学人，他研究防风氏的主要观点是对防风氏分为防氏与风氏两氏重叠，莱姓；夏为越人北上建立，夏人又南下建立越；大禹与无余、杼为一人；防风氏有部分南迁到浙江，有部分留在中原为长狄；历史三个“会稽”，辽宁会稽和浙江会稽都晚于山东会稽诸多历史迷雾进行深入的考释。并针对这些考释指出真知灼见的学术发现，为开拓防风氏研究起了重要学术启发思想价值，得到许多学人的一致好评。当时八十八岁高龄的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阅读后，专门写了《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一文。杨先生认为，他之所以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董先生的新著，是因为在这神话的迷雾中，隐藏着真实的历史。杨先生还指出：“防风国”名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而神守国，过去我们只是理论上承认它的存在，自孔子的答问到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如今得到肯定。杨先生在60年前曾经叙述过夏代南迁的史实，后来多次说明神，巫、史的发展过程。而神的时代，即神守国的时代，防风国即神守国，多少年的理论框架，得到董楚平先生的大著而充实起来(《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潜藏着民族文化的“密码”，更是民族先人追寻生命精神的原型家园。这是关系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激发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重要原始文化力！特别是创世神的公信力，显得更为重要。董先生是一位勇于解决中国学术重大问题的学者。著名学者杜维明曾认为，缺乏创世神话是“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著名汉学家牟复礼认为“没有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针对这个古代华夏民族有无创世神话，是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古代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董先生从良渚文化十多件玉璧、玉琮的刻符中，发现史前时期的创世神话，撰写了三篇文章：一、《“鸟祖卯生日月山”——良渚文化文字释读之一兼释甲骨文“帝”字》，(载《故宫文物月刊》第168期，1997年3月)；二、《良渚文化创世神话补证》，(载《故宫文物月刊》第174期，1997年9月)；三、《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先生在广泛吸收古文字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长沙楚帛书甲篇作了新的解读，发现它是先秦时期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撰写了《楚帛书“创世篇”释文释义》，寄给中山大学“纪念商承祚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古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秘书处。该研讨会于2002年8月举行。文章载于《古文字研究》第24辑。

　　针对楚帛书甲篇做新的解读时，先生认为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有不同特点，帛书甲篇所写的可称为“生殖型”创世神话。其创世活动从伏羲娶妻开始，宇宙似乎像个家庭，一切都从婚姻开始。这个开头太富有中国味，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法制特征。参与创世的有伏羲与女娲以及他们所生的四神，还有禹、契、俊、炎帝、祝融、共工。他们全部是人间祖先神。在帛书甲篇里，是人类创造自然，不是自然创造人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见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第5期)先生从甲帛的原始性与民族性、地域性出发，以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殖型创世神话”，论及“化生万物”的创世文化意味，阐明“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与概念，也是源于楚帛书甲所传的这类创世神话”，勾勒出中国神话沿革文化与哲学、宗教诸多系列的文化元素的涵蕴。使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早熟的文化使神话过早的“哲学化”，消失或隐涵上了上古创世神话。同时，使我们发现中国哲学、宗教、伦理与文化审美皆从“生殖型创世神话”与“化生万物”的创世文化意味中，得到深衍发展。先生对中国创世神研究的成果，为后人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美学、人类学诸学术研究有许多的启发思想价值。

　　四、独辟新见，完善人格，学术人格品位

　　董楚平先生的学术研究善于独辟新见，从历史人物中注入深切的理解，特别是他一生为之钟情的历史人物屈原，具有深厚的温情与敬意，并且从屈原完美的人格魅力而感化提升自己的人格力量。先生在深入研究楚辞时，将自己原名董昭寿而改名为董楚平。从先生阐述注译《楚辞》的最初时间是在“右派”岁月的乡村中学劳改中开始至“文革”开始时完成初稿。这一段时间也是他人生苦闷惆怅的“渔夫”境遇。也是先生“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的学术精神写照。

　　研究屈原是先生学术的亮点之一。先生经常对我说，屈原对故乡的执着热爱，不于谗臣同流合污，关键的核心之处在于屈原坚持完善自性的人格独立！在那个可以各处自由投奔的年代，屈原能坚持自性人格的完善，不愿合污同流，拒绝世俗的精神是非常可敬的。千百年来，屈原为世人所敬仰传颂，也就是他那高贵不阿的灵魂与高昂挺拔的人格意志。1961年，先生刚刚二十出头，在《文学评论》、《文汇报》发表有关《楚辞》研究的学术论文。他在《楚辞》译注序说：“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妙处于先生译注时，也充分体现了屈原诗境所呈现的丰瞻诗意想象空间的蕴意。读先生的《楚辞》注译，不仅使人深化感受诗境的无限审美意趣，更重要的是先生以其精湛的文字训诂，阐述文字学里所蕴涵的丰富楚文化民俗与文化状况的丰富意味，引领读者走进楚文化景域感受丰富诗境美妙世界。先生从训诂之学，对每个字的注释都十分重视。有时某一字的注释校勘差异，往往会从点到面上综合改变屈原诗歌意味的整体上思考。这是体现于注释者的综合学识考证功力。博学默识，融会贯通，成就了先生的《楚辞》诗译与注释与他人区别的高明之处。先生于《离骚》题解有语：“《离骚》的主人公不是得道的‘真人’，而是个通过文学想象塑造出来的神话人物，因此，开头的‘降’与后来的‘上征’，都包括形与神，天上与人间完全可以自由往来。”如“《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时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都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从《离骚》的字里行间可以隐隐嗅到古代民主思想的幽馨。”这些阐述微妙之处，是深悟《离骚》后的悟释，卓识高见的评点，令人感发出许多深思的联想。

　　先生还以众说纷呈、争论很大的屈原之死为契机,以屈原本人可靠性最大的作品为依据,联系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对屈原自沉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进一步的解说。从而论断坚持人格的完美是屈原自沉的主要原因,同时对屈原的品格,气质等进行了探讨,从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时空范围作了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伟大的文学天才对“阶级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特别敏感。屈子诸赋就是潜意识地用文学的形象来控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讴歌了不向一切恶势力作妥协、让步的人性之美。这正是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成为第一个反对“人性异化”的文学家,其作品在千载之下犹有震憾人心的无穷伟力之所在。(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一期)

　　先生从不死读书，喜独立思考，善于发现热门文史研究的疑点，凡事总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年在刚刚跨出校门时，就有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锐气，大胆指出斯大林关于奴隶制的分期论断不确切，在《历史研究》杂志上与郭沫若秘书戎生商榷。先生译《楚辞》时，以传统古典格律诗韵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韵律美感。这种融汉语音韵与现代语言于一体的新译诗，使节奏与韵律交融于一体，也是中国古典诗词译文的可贵探索。先生善于辨别《楚辞》古汉语一字多义及通假的演化意涵，并从中感通于诗境的祭祀乐章的文化蕴涵，悟思出人类文化学的深层涵义意味，阐发上古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密码。由此，读先生译注的《楚辞》是语言节奏音韵的旋律，伴随着训诂与悟意诗境涵蕴的丰富美感。

　　五、仰望星空，踽踽独行，学术卓识睿智

　　董楚平先生的学术道路上，是一位仰望星空的冥思独往而踽踽独行者。“仰望星空”者，一是对人生信仰理念的执着向往，以真问学，立诚为本，对生命意境的高昂向上追求；二是以博通的学识，探赜索隐，义据通深，善于思索发现独到之处的学术见解。《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先生指出此语是孔子认为，作为社会栋梁的君子，要有思想信仰与广博的知识，不能只有某种技艺。先生的论语钩沉》一书，复活了一个伟大而真实的孔子文化形象。读《论语钩沉》，令人感受到先生广博知识与敏锐思想的悟思美感。先生是一位独立的学者，一生勤于思考，，据证求实，博通群籍，著述丰瞻，妙于对学术深思精心，阐发前人未发之处。他所涉及学术领域广泛，有史学、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文学评论诸多学科，发表论文达上百篇。先生一生清贫，慎独博学，从来没为自己谋求一丝一厘功名的利禄，也从不攀缘于任何一位名人与高人。他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担当，以学术思想智光的照世，学问是他自性智慧的觉发。

　　先生在其著的《自序》中说：“从《论语》这口大古井里，钩上了一些历史沉积物。”从先生钩沉的“历史沉积物”中，使人发现其中许多地方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无论从文字训诂的“圣”字引发认识孔子的整体文化涵义，或者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命运与思想的分界线来解读，都有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正如先生所说：“我的求教诚心希望能引发对《论语》一些问题的讨论，合参与者开发智慧，增进聪明，使《论语》研究有所深入。”精心细读的读者，都会从先生视野多维，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中，感受人生智慧的妙谛！读《论语钩沉》的训诂注释、译文与评论，从其简约轻松，耐人寻味地文风中，感知到文字训诂与文物考证，辩识析义的多管直下，宏微互融中，妙于据证求实，展开推论，契入真切，觉发新解。有时并以中国儒释道文化源流互动证论过去学者对《论语》理解阐述的误区，令人发现许多深悟察觉的学术卓识真见。特别是先生有时以幽默的语言与比喻修饰，令人从发笑中感受知识贯通的力量。这恐怕是当今学人所少有的学术智慧幽默感。比如对孔子信仰崇拜，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与儒家对异端思想的宽容等论述等都有改写前人误导的学术思想之处。在先生着手著述《论语钩沉》时，我去杭城看望先生，他拿出四十年前《论语》批注给我看，那纯蓝的墨水浸润着岁月的手泽，在发黄的旧书上依旧闪耀着先生卓识的学术智光。可见，先生的学术思想准备是充分的，经过反复酝酿后积淀下来的深沉思索。

　　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识的文献学家。他治学的《吴越文化新探》、《楚辞》注释、《论语钩沉》，以及对中国创世神的探索，学术的得天独厚之处，就是以甲骨文、金文与出土文物的简帛研究与诸文献互动互证，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故得发先人未发之处，使其学术生命得到新的蕴力而生长。中国每一遇到考古的新发现，学者因此辅证或推倒古人的学术论说，而产生一场古代学术文化研究的新突破。如果没有综合的知识智能结构与多维视野思维的互融，就很难对学术研究有创新与突破的独到之处见解。先生常常对我说，研究史前与先秦历史文化，没有考古学识与博学贯通是很难有新的真见！特别是先生对吴越文化、《楚辞》与《论语》研究的解读，最重要的力量来自文献学与古文字学的学术功底。因此，从先生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楚辞注释》、《论语钩沉》的重要论著中，给后人研究吴越文化与《楚辞》、《论语》，提供了许多有启发性学术价值意义。

　　六、唯诚至性，博通契真，学术布衣风采

　　董楚平先生本是原野上的巨杉，没有群落的学术流派，是一位踽踽独行于荒野上的苦行僧式学问家。他为学上无师承，旁无同窗学友，下无研究生。我每次去杭城拜访先生，总是看到先生独自安坐书案，埋头苦干，唯有勤俭善良的师母相依一旁，照料生活。先生曾有诗云：“天涯海角一村夫，率性文章率性涂。墨醉犹嫌天地窄，洒狂岂令月轮孤。”(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自序)此诗正是先生作为一位艰辛的布衣学者的写照。先生在《论语钩沉》中论及“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皇帝采纳首辅张璁意见，祭孔时给他老人家摘掉‘文宣王’帽子，改称‘至圣先师’。这‘至圣先师’，确不可易，译成白话就是：最伟大的最早的教育家。”有着殊胜因缘的是先生在农村永强中学任教二十来年的地方，正是明代嘉靖首辅张璁的家庙。温州郊区的永强人一旦发现董先生的学术文章，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的董先生又发表学术文章了！”

　　后来，先生调往杭城工作时，也只有几位他在永强中学任教过在杭州工作的学生与之往来。清贫与寂寞成就了先生学问与品格。这样使他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减少许多不必要浪费在应酬上的宝贵生命时间。唯有寂天寞地，才惊天动地。正因为先生是布衣学人，才具有勇于担当的“独胆英雄”与原创性的学术精神。他的学术研究思维方法是独树一旗的，所表达的语言方式也许非学术规范化，但是他的文字具有通灵性，优美性，非学院派所具备的概念类刻板的学术表述。他的学术语言妙处于不着名相，以“遣相”而到达自由优美的语言境地，有时用简约的二三句话可以概括一个主题，却蕴含着可以无限拓展的学术的空间。先生经常对他的知心学生王则信先生说：“我的学问是从‘苦’中求出来的。”这“苦”显然是下苦功夫的学问。先生三更灯火，寒暑不舍，清苦自励，怀素抱朴，仿佛苦行僧孤独一身，行走于荒山野岭，独坐静修，积学笃行，通思之细，识断之精而贯通于学术胸次。学问从寂静中感悟出来的思绪。先生多次跟我说：“做学问一定要学会午睡。”午睡后在宁静的夜里才有精神继续工作。学会午睡可以将一天当作两天用。先生常常因灵感而深夜起来执笔奋书。他并告诉我，他每天早上吃一颗法国产的“都可喜”，吃了三十来年，现在七十多岁，每到灵感涌现，就是意于笔先。

　　每次拜见先生，他总是神色清朗，身著素服，谈笑风生，从他那妙处横生的闪耀着思辩智光的机锋语言中，感受到先生对历史研究有着使命感与灵悟冲动感。这种使命感与冲动感，始终存在于先生一生的执着学术研究生命时光中。从他的学术研究脉络上发现先生的生命岁月光彩，从混沌的散落在历史尘土中，寻找出珍珠，再用他的智慧与文字串起凝聚发光的真知卓识。先生曾经对我说，历史研究是为了照顾读者，回归祖先走过路过越过的历程，倾听祖先的前行脚步与感知祖先的智慧照世，从而感悟自身生命存在价值意义的思考。这也许是先生的一份文化担当或文化自觉意识。只有我们有心，从先生的文字里，可以倾听到更为广大的学术思想声音。董先生是一位唯诚至性，博通契真的布衣学人。他的唯诚之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据证求实，论述契真，而且在生活中表现在举止之间，待人各善可亲。当年他发现绍兴的业余学者胡世庆的生活艰辛处境困难时，就通过他的学生时任绍兴市委副书记的王则信先生，予以解决后顾之忧，使其安心学问，促使成就专心致志于学术事业。董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他是性情中人。有大梦先觉的睿智意识。在那“文革”年代，先生常常带领学生去大罗山或大东海，登高临风，观潮抒怀，以述明志。传统中国文化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贯穿于他的生活之中。在最暗淡的生活里，在他的脸上总是乐观地闪耀着快乐的神光，常常独步于永强中学校园的柳树下静默沉思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由于青春的坎坷岁月，耽误了先生许多宝贵生命时光，他只能在生命时序的秋霜里播种，到了人生暮年才有收获。如《论语钩沉》、《广义吴越文化通论》，都是在他年迈的77岁时才得到出版。

　　寂寞的学问才是结实的。静寂的治学流程是先生探索求真的历程，也是人格闪耀的过程。先生妙于将学术作为生命境界追求，感通悟化学问的妙谛，默契灵通于自性的智慧，逐步从专业走向博学的思辨智慧，体现中国学人博通浑融的学术风采！故此，先生凡发表的论文或专著，总会引发学界强烈的反响。先生的学术理路最大的特征，以经典文本为载体，将甲骨文、金文、简帛与出土文物的考古融铸于悟思审理之中，贯通上下纵横文献而博采众长，果毅裁判，去伪契真，取其精义，弥补前人学术上古田野文化考察的缺陷，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成果！寂寞是为学术的庄严与神圣，不趋新，往深里走，与古贤为伍对话，是先生最快乐的精神美感享受。善于学术研究的人，孤独是最大的思考空间，寂寞是最大的学术自信！尽管在戴右派帽子与“文革”的苦难生活中，先生从不发生对历史文化思索的动摇。他散发着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潜意识，仿佛就是他与历史文化有着深切的宿契，使他从学问里闪耀人格精彩，自由纯真，从容淡定，对世俗的淡漠，对情缘的珍惜。

　　学术是先生的圣坛与净土。他的生命状态在学术中得到完满，先生的治学动力来自担当精神，智慧源于博学贯通，探索悟于思索求是，品格妙于秉性契真，特别是从甲骨文与金文、简帛、出土文物解读经典文献，取得了超乎前人学术成就。先生走得太匆匆，还有许多亟待串联的学术珍珠，来不及点缀组合，令我们为之感叹惋惜。先生与古贤为伍，笑对经典，摆脱世欲的困扰，深心融合于智慧的精神向度，以平淡的生活表达高贵的品格，确实是有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布衣学者行藏。这是值得我们后辈所继承的高风亮节。

　　本文写作过程中，以董楚平先生以下的著作而展开论述：

　　《吴越文化新探》，董楚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楚辞》译注》，董楚平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董楚平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

　　《论语钩沉》，董楚平著，中华书局，2011年10月，

　　(《广义吴越文化通论》、董楚平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董楚平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

　　(此文写于2015年，发表于《龙湾史谭》2016年，总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