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女作家唐颖的“双城系列”小说三种——《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装推出。12月16日，唐颖来温签售新书，于温州市图书馆、温州肯恩大学开设讲座并接受了记者采访。

　　唐颖，上海作家，以擅长书写都市文学著称，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纯色的沙拉》《红颜——我的上海》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上东城晚宴》等。《美国来的妻子》曾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红颜》曾被改编成由霍建华、关之琳、吴镇宇主演的电影《做头》。

　　余秋雨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透析上海的生态和心态的演变，“越过唐颖有点难”。

　　唐颖的小说常常为我们呈现双城的景观，而她总不能放弃书写的是上海——《阿飞街女生》中的纽约和上海，《初夜》中是美国中西部小城与上海，《另一座城》中的新加坡与上海，城市与城市互为映衬，映照着小说人物命运的流转。

　　人们说，作家的创作总是充满他自身生命痕迹的，正如莫言有他的高密乡，唐颖也有她所谓的“阿飞街”，这三部长篇均以她年少成长的街区为原型。《阿飞街女生》讲述了曾经的上海最小资的弄堂里一群个性张扬、活泼多姿的女孩，因打扮不俗而招致污名，使她们居住的街区有了个惊世骇俗的称呼“阿飞街”。几十年后，从“阿飞街”走出的五个女生，往来于纽约和上海之间，看似生活得很好，但是青春期所遭受的伤痛令她们都无法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们四十岁时在纽约再次相聚，却发现每个人的内心都一直被过去绑架。

　　作家承担着让人们不要遗忘的义务，唐颖一直这么认为。

　　唐颖的整个青春成长期在“文革”结束后未散的阴云下度过，唐颖从小长大的街区，在上海旧时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她记得少年时居住的那条弄堂，曾经住满穷困潦倒的白俄，被上海人所歧视着。但她生活困窘的白俄邻居，仍不放弃周末派对，“他们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后摔酒瓶打架，歌声变成哭声，一些人互相搀扶着离去”。唐颖回忆，当时妈妈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邻居房门外一公尺，不要我们看到这些情景。

　　那样一种放浪形骸跟整个时代的严峻是多么不相称。如今回想当年，唐颖却惊异发现，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个年代最不快乐的人群。

　　“经历‘文革’动荡与物质匮乏以及不安全感所导致的80年代出国潮中，我那条街区走了太多人。然后，直到200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几乎每天晚上有电话进来，他们是这十多年来陆续去海外留学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条街区多年不露面的邻居，却在纽约地下铁甚至长岛的小镇上邂逅。他们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话，有些词语上海已经不用，却让我感受地道的上海气氛，那种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气氛。”

　　她说，在另一座城回望上海，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那个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成为唐颖所有的故事的出发地。

　　她笔下流离于两座城市间的人物，都有一种无根的漂泊感，他们看似功成名就或生活优越，却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到身处的社会，他们心中仍对故乡怀有深深的憧憬，然而他们却很明白，急速变化的故土已经不再是熟悉的那个家园。唐颖从未停止去刻画这些“故乡的异乡人”，这是她向那个悲剧年代发出诘问和反思的方式。

　　唐颖的作品特色鲜明，描写身处繁华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是她的强项，同时她坚持追问女性自我认知、青春的追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永恒的命题。这位女作家干净细腻的文字中微带着凌厉，正如她在《初夜》中写道：“七十年代任何一场游行在她们都成了娱乐，在她的成长岁月里，革命是生活方式，也是娱乐方式。”唐颖不仅娴熟地描写女性心理景观，也十分擅长“用饱蘸糖水的水果刀一下一下削出人骨髓里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