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趣，我的记者生涯其实缘于一段通讯员经历。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市邮电局的家属工，二十五六岁出头愣头青，一边是市话机务员，一边是局团委宣传委员；一边上着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数理化函大，一边读着感兴趣的文科语言类电大；左大脑和右大脑轮换思维，专业教育和业余爱好比翼双飞。
局团委办有一张蜡刻团讯小报，算是团委的“耳目喉舌”。我接手后从编辑、发稿、刻写到印刷、出版一条龙运作，局域内部“自产自销”。有一次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到丽水缙云过组织生活，第一次这么远搞活动，很开心，也很顺利，自然成为团讯的重头新闻，我想给报社发条稿子。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照着报纸按样画葫芦写了一条“豆腐干”邮寄给温州日报《年轻人》专栏。想不到报社很快来电话了，记得编辑叫朱春涛，是了解补充材料的，问得仔细，至今印象深刻。过几天《温州日报》果真见报了，第一次署名的稿子出现在党报上，拿着报纸一连看了好几遍。那时温州就一张日报，党报品牌，谁要是在《温州日报》上一条新闻，旮旯角里都会被摞到，我的这条短讯竟成了局里团员青年的大新闻，兴奋了好几天，从此也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天不看报就好像有什么事没干一样。
一天，《温州日报》的一则招聘采编人员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报社也需要人啊？那几天思想斗争确实激烈，最后按捺不住好奇和冲动，悄悄报了名。没想到报社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这下“床底角吃柿子”露馅了。本来我对这次考试是不抱希望的，想玩个“三不知”：单位不知，团组织不知，家里人不知，纯是抱着想考量一下自己的“肚底货”到底有多少。因为当时单位确实对我不薄，市局几百号青年团员中唯一的中共预备党员，明摆着是培养对象，所以根本不敢声张。当时的风气还是很“正规”的，上纲上线的例子也时有所闻，我的这种行为纯属“这山低望那山高”，不安心本职工作，给你扣上“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帽子是一点也不会让你委屈的。那几天可真是夹着尾巴过日子！好在是党报招人，市里组织人事部门参与的，干的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按照人事部门的话说，我这是“鲤鱼跳龙门”。
1986年初我正式进入温州日报社，分配到编委办公室当秘书，接触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联。所谓的通联工作，就是在报社和通讯员之间搭建一座沟通联系的“桥梁”，为他们传递稿子，传达信息，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原本以为自己到报社要做“无冕之王”，当记者的，我当时有点发蒙的感觉。看到同时进来的同事整天忙忙碌碌，行色匆匆，报纸上出名，社会上吃香，我却在这里顶着“架建桥梁和信使邮差”的角色，默默无闻，宛如空气一般！这脑子的“弯”一下子转不过来。当时的日报编委办主任蔡育麟同志是位老报人，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他早就看出我的苗头，却不动声色，一方面开会时总是强调办公室工作责任重大，地位重要，是编辑部的“中枢神经”；一方面对我很是关心照顾，关键时刻还不时点拨一番，让人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那时办报一直坚持采编和通联“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据1990年报社的一个抽样调查数据表明，通讯员、报道组稿件见报数当年在温州日报要闻一版占到49%，在二版、三版各占95%，通讯员的作用显而易见，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也绝不是仅仅挂在嘴上，写在墙上的口号而已。慢慢的我领悟到其中的“韵味”，因为毕竟自己也是从通讯员过来的。
从此心境开始平静了许多，想法思路也跟着多起来了，一些新举措、新办法陆续出台见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报社推出了几项带有创新意义的举措：一是将温州十来个县(市、区)报道组全改为驻地记者站，二是推出《温州日报把关防错28条》，三是采取点面结合、奖罚结合、骨干和一般结合、数量和质量结合等“四结合”来加强通联工作。在原来只设“积极”“优秀”通讯员基础上，陆续增设了“通讯员特别奖”“十佳通讯员奖”“通讯员好新闻奖”等，每年还把通讯员获奖名单在温州日报上予以公布，并给通讯员所属单位发喜报。1997年还首次为通讯员设立“新闻报道突出贡献奖”，当时荣膺此奖的黄松光、吴树敬可谓名噪一时。报社每年都要召开通讯员年度表彰大会，连开几天，吃住全免，他们说开“两会”似的。通讯员的奖品也从开始的笔记本、毛巾肥皂、茶杯钢笔到后来的台式闹钟。不知谁说了句这送“钟(终)”不好，后来就干脆统一改发奖金了。《编通往来》原来只有八开四版，后来改出几十页的杂志。
报社像个大熔炉，锻炼培养了好多通讯员。涌现了“夫妻”“父子”“兄妹”等家庭通讯员，甚至还有以写稿为业的“通讯员专业户”。通讯员成名家、当领导、转干、立功受奖的难计其数……著名温籍作家叶永烈保存了一位温州日报编辑给他做学生时第一次给报社投稿的回信，深情地说这是他后来步入文坛的原动力。
风生水起的通联工作也引起了社会和同行的关注，当年的《中国地市报人》杂志以《群众办报面面观》为题介绍了温州日报的通联工作，国内不少兄弟报社来电来信索取资料，有的还要求上门介绍经验。
我从温州日报编办干事到编办副主任到主任，前后足足有15年时间，参与其中，亲历亲为，见证收获和成功的喜悦，单是获奖的优秀(积极)通讯员就有三千人次之多，认识了许多通讯员，像薛茂烈、郑少康、黄松光、吴树敬、陈建新、彭松生、吴雪明、张声和、富晓春、金文平、萧云集、卢浩……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当时都是报纸的常客，新闻的写手，读者眼中的“新闻大咖”。人们在品尝纸媒新闻中认识、熟悉他们，神秘而又好奇，亲切而又陌生。上周末刚刚传来了前苍南报道组薛茂烈同志逝世的噩耗，沉痛之余，想起他的一则轶闻：一次他出差到车站买票，那时的买票还要填写购票人的姓名，售票员问他姓名，他说姓“薛”，售票员随口问他是哪个“薛”，是不是“薛茂烈”的“薛”？老薛当时猛地一激动，竟脱口而出：“那就是我！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