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南京任毅创作的这首《知青之歌》，以忧伤的曲调诉说了身处那个特殊年代、遭逢特殊际遇的知青们迷惘、无奈、伤感的情怀。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无可选择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离开了城市，来到陌生的乡村或边陲。用稚嫩的肩膀去承担沉重的政治使命。那是一段用真情、用眼泪、用鲜血书写出来的经历。

　　1965年7月8日，一个永远铭刻于心的日子，天有点灰，在市区小南门码头，我们坐上一艘艘小火轮。彩旗、锣鼓声渐渐远去，亲人们的身影渐渐模糊，在马达“突突”的鸣叫中，我们来到瓯海老竹公社所在地平山。同船的还有我小学、中学的同窗阮莹莹——一个美丽得惊人的女孩。

　　船靠岸了，公社、大队干部已在由块石垒筑的河埠头等候我们这批来自温州城西公社松台街道的知识青年。从没出过远门，那时，老竹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在天边那么遥远。木箱里装着衣服书籍，网袋里放着脸盆口杯，我们的行李被来码头相助的农民从船舱中一一搬上岸。

　　公社干部张岳明宣布知青落队名单，我分到蕉下大队，而莹则分到陈岙大队。我们俩握手道别，莹美丽清澈的双瞳中噙满泪花，一声“珍重”，我们各奔东西。人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状态下来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变更，花季少年猛然间成为田园农夫，超负荷的压力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劳累，更有精神上的迷惘、心理上的阴影。

　　削肉之哭

　　7月，刚好是夏收秋种，农事中最紧张最艰难的时段。割稻、插秧、耘田这些完全陌生而劳动强度极大的农活接踵而来，我们一筹莫展，却必须投入。

　　耘田就是用手的十个指头在水田的一垅垅稻丛的根部四周来回地“耙”，把稻根边的杂草“耙”掉，用指头给稻秧松土。水田里淤泥一片，不知深浅，其间隐藏着众多水生动物：蚂蟥、蛤蟆、泥鳅、田螺、黄鳝、蛇。到8月，烈日针般刺晒皮肤，炙烤得双腿、双手起泡、脱皮。每次站在田埂上，都须心一横，才敢把双脚趟入浑浊的水田里。淤泥王国里的小动物们不甘心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干扰，时不时袭击我们的双脚。心惊肉跳中，我们按老农传授的方法，不断移动着双脚，避免受袭。

　　耘田须弯腰操作，为照顾我们这些“生手”，农民耘5行稻苗，我们只耘3行。可是一块水田有五六十米长，耘到田头，腰酸得直不起来，眼前直冒金星。

　　那次是割晚稻，因为天旱，稻田没水，可以穿着鞋子下田，很幸运。年轻气盛，总不想落在最后被人奚落，就埋头快割。一不小心，镰刀碰上小拇指，齿锯型的刀口伤肉，那种疼痛特别揪心。边上的师傅(生产队长)过来，见我的小指头指尖被镰刀削去一块肉，连声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立即从田埂的草丛中找到几棵止血止痛的草药，放在嘴里嚼几下，贴在我的手指上，然后用络麻的叶子将我的指头包扎起来。处理好后，他又埋头割稻了，而其他的人则像没事一样，不闻不问。

　　看着田埂旁那一摊殷红的鲜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积郁于心的悲伤一下子宣泄了出来，师傅见我还在田头蒙脸哭泣，又来问：手指痛啊，草药怎么没止住痛？他当然不了解，我此时的心痛完全超于手痛。我在不断问自己：前路茫茫，还走下去吗？

　　入团之诬

　　对共青团的向往最初不是出于上进心，而是孩提时留在心中的一部电影的画面：春风抚柳，团旗飒飒，一群年轻人会聚在山坡上，过团组织生活，他们三三两两地组合，欢快地野炊。出于玩性，“要入团”的念想那时就根植我心。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少年，只会平面地看待纷繁的世态人事。没有一点阅历，当然不会明白所谓组织，其实也掺杂着许多当权者个人的意志。

　　至今，我还不会忘记我入团的一个细节故事。那个冬天，天很冷很冷，南方少见的雪常常会在小山村的天空中飘零。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坏了。三个跟随民工在雷锋水库干活的女孩个个口唇干裂，手脚生冻疮。

　　为御寒、为卫生，我用医疗站领来的纱布做了三个大口罩，一人一个。当三个女孩戴上齐一色的大口罩时，我别提多么高兴，她们两人也眉飞色舞的。炊事员、卫生员是服务性的工作，理应戴口罩，所以我很心安理得，根本没想到这竟被归到“贪污”的行列。

　　两个女孩中不知是哪位向团支部反映，说我用公家的纱布做私人的口罩，自私自利。属贪污行为——愕然？于是新团员的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入团希望落了空。身边的她们都一个个入了团，在“还不够条件的”的鞭策下，我一次次地自责、一次次地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以后，我不再提入团的事，直到1971年进入泽雅源口小学当民办教师，才经同事启发、介绍入了团，那时已经22岁了。

　　偷菜之趣

　　在我们插队的平山公社，英年早逝的知青有好几个，我记得名字的有金昌、青弟、泽民、碧真等。苦中作乐，是我们艰难生活中的轻松剂。

　　1968年，西岸泽雅建雷峰水库，我们也被派去当民工。我当卫生员，还有3个女生当炊事员，银生、庆真、青弟等也去当民工。寒冬的夜特别长，饥饿总会不招自来，死死地缠住我们。5点钟吃下的晚饭，到了8点就烟消云散。不知谁从外面弄来了几斤面粉，他们几个聚在一起策划起“夜宴”。

　　没有配料，有人提议去田里偷农民们种下的菜。我胆小，说什么也不干。他们也明白，像我这样的人跟去，倒反会成累赘，于是让我留在家里洗锅、和粉、起火。

　　那时，我们驻扎在天长村的地主屋中，那是一座9间的大宅院，走廊很宽，土灶就垒在走廊间。柴爿在土灶洞里吱吱作响，松脂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大院，锅里的水烧开了冒着热气，去偷菜的人还没回来，我们留下作火头工的几人不禁不安起来，万一他们被逮住了咋办。突然门“嘘”的一声开了，几个男生溜了进来，手中提着几个大球菜，我们问：没事吧？他们欢快地叫：平安无事！

　　以后“平安无事”这句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台词就成为我们这群知青心情愉快时的经典口号。在天长村吃的那碗“麦疙瘩”是我印象中吃得最香的“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