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诗:以浪漫开始以讽喻终结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唐山 发布时间:2019-10-28 17:37:29 字体:

  当我还能正常说话时,

  我需要友谊,爱情,和一切好的享受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

  好听的音乐使我上升,爱人如己。

  沈从文是著名小说家、学者,一生不以诗名。但他是从写诗进入文学的,一度被视为新月派,后因诗化小说而成名,还写过许多诗歌评论。1949年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却写了很多旧体诗,并称这是“第三次改业”。

  可以说,诗陪伴了沈从文一生,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很少想过发表它们(本集中40%的作品生前未发表),所以诗中的沈从文更随意、更放松,也更任性。其结果好坏参半:从坏的方面说,有些诗缺乏锤炼,不太像诗,且有模仿、追随痕迹,艺术成就不高;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更真实地反映了沈从文的心路历程。

  感谢张新颖先生编成这本《沈从文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不尽相同的沈从文——以浪漫为开始,以讽喻为终结。

   靠写伪歌谣踏入诗坛

  1924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常去北大旁听。受北大歌谣运动影响,开始收集家乡民谣,据说有2000多首。1926年时,精选其中41首,编成《筸(音同干)人谣曲》(沈从文的老家原名镇筸,1913年改名凤凰),在《晨报副刊》上发表。

  在此基础上,沈从文写了几首白话诗,在形式上全力模仿了当时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质朴、激情、活力、口语化等。故意加入一些山区青年男女间的风话,以示人性解放。

  歌谣运动的假设是:传统文学已走到尽头,必须全面推倒,再从民间找到有生命力的“养分”,重建文学传统。

  这里包含了几个典型的误会:

  首先,民间真有养分吗?这个养分是什么?

  其次,有了养分,就能重建文学传统吗?如果这么容易,此前为何没建?

  其三,谁来重建?如果建错了怎么办?

  从结果看,当时的所谓“到民间去”其实是精英阶层屡遭挫折后,面对时代困局,集体丧失自信,只好寄望于他们不太了解的“基层民众”。使新文学滑入反向认同的死胡同中——知道什么是错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欧洲文艺复兴以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替代拉丁语为表征,民间文学勃兴,这被误认为是“学习榜样”,有了这两重误读,文学遂脱离民众,成了由大学校园、文学杂志建构出的小圈子玩物。在人人写伪民谣的当时,沈从文的诗虽非佳作,却最像真民谣。这可算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作为文学新人,沈从文初期未受重视,他给《晨报副镌》投了几十篇稿,始终无反响。

  亲戚黄镜铭曾对沈从文说:“(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和教授)不是死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好在,新月派及时发现了沈从文。

   模仿过一段新月派

  沈从文算不算新月派,一直有争议。巴金曾说:“新月派很赏识沈从文,但沈从文并不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新月派。”但新月派诗人饶孟侃在上世纪50年代曾私下说:“徐志摩很看重沈从文的才气,但是说真心话,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总觉得沈从文学识低俗。”

  从沈从文早期诗作看,新月派喜欢他是有道理的。

  当时新派诗人都强调“内韵律”,即自由体诗在表达上应有内在原则。沈从文后来曾撰文称,自己的文章是一种“情绪的体操”,可以“凝聚成深潭,平铺成湖泊”。但沈从文主张语言节制,不喜欢“夸大豪放,缺少节制,单纯地反复叫喊”,认为时代太浮躁,致“专以从事喊叫为诗人的事出现”。

  沈从文主张诗要和谐,所谓“一首诗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与姿态,具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这与新月派主张的“客观的抒情诗”完全契合。

  虽然相关诗论都是沈从文成名后才写出的,但他个性独立,易与自由主义发生共鸣,靠近新月派绝非怪事。恰好新月派也需要一个传奇,从小学毕业生(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中也能提拔出一位大师来,足以证明自己的艺术主张正确。

  与徐志摩接触不久,沈从文也开始写爱情诗,进入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沈从文模仿过周作人、于赓虞等,代表作是《我喜欢你》: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

  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有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这首诗共三节,每节之间无关联,采用了周作人的代表作《小河》的结构。徐志摩同时期完成的《到坟墓的路》,“新月气息”更重。显然,它是对法国诗的粗糙模仿,可这种形而上的怪诗很难被本土读者认可。

  历经沧桑诗遂工

  徐志摩称沈从文的作品是“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沈巨大支持。徐志摩担任《晨报副镌》主编后,大量发表沈从文的诗歌和散文,最多时,一个月发了三篇沈从文的稿。

  1931年,陈梦家编辑《新月诗选》时,在徐志摩全力推荐下,收入沈从文七首作品,超过闻一多。沈从文曾说:“(如果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沈从文和徐志摩都没意识到,他们所依赖的文学共同体太脆弱,仅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对抗外来文化冲击,国民政府试图将北平打造成“文化城”,斥资在北京开设了一些大学、研究机构,使少数文人衣食无忧。结果加大了教授、研究员间的竞争。

  沈从文学历低,很难在圈子中站稳脚跟。但环境越逼仄,沈从文的诗与自我感受的距离越近,它不再服从新月派的美学要求,不再模仿“优秀作品”。

  在整个《沈从文诗集》中,最喜欢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比如写于1935年的《北京》。全诗最后一句是“莫追询,历史上的事谁也说不准”,有直击灵魂的沉痛。这标志着,沈从文从早年的自信与乐观(想“造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转向深深的迷茫。

  沈从文的这份迷茫有共同性,正如伟大诗人穆旦写下的名句: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梦想破灭后该怎么办

  带着理想上路,换来的却是遍体鳞伤,回看梦想时,已不知它落在哪里。而没有理想,人生便成了苟活。

  1949年后,沈从文改写旧体诗,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这些作品有时充满激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有时又充满怀疑,不断自责。沈从文的旧体诗写得一般,但传统格律给他以最后的形式感。

  沈从文不赞同直抒胸臆,他曾说:“那些写得出充满了热情的作品的人,都并不是自己头晕的人。一个作家必需使思想澄清,观察一切体会一切方不至于十分差误……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的作品高于一切作品。”

  1972年,沈从文回京,写下《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

  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

  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寻。

  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

  诗中饱含着自我嘲讽的意味,竟有遗老之风。与写于1975年的《高知赞》中“天才世上少,聪明人尽多。脸白有福相,心灵似八哥”对读,令人唏嘘。可知沈从文依然是沈从文,即使退到旧体诗的领域中,他仍然如此才华逼人。

  “时遇共寂寞,生涯同苦辛。”捧着这本薄薄的诗集,读出的分明是一代人曾经的沉重。面对这些生命之诗,唯有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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