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源起唐代文人
竹枝词，也叫“竹枝”，出于巴、渝一带。唐长庆二年(822)，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多次去乡间采风，发现这种民歌，他认为其歌“词多鄙陋”，乃学屈原在沅、湘间改写当地民歌《九歌》的经验，改作《竹枝词》新辞九章，教里中儿童歌之，词中歌咏三峡风光和男女恋情，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开生面之作，盛行于贞元、元和之间。
现在说到“竹枝词”，一般人都认为刘禹锡是首创者。这从历史上考察，不很准确。因为在他之前，大约公元810年前后，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他的《教坊歌儿》里，就曾提到民间已有“竹枝词”传播，另外作为文人写《竹枝词》，在刘禹锡之前，也已有人在。根据记载，唐代另一大诗人顾况，比刘早六七十年，已有“竹枝词”问世；还有白居易的《竹枝词》四首(写于公元819年)，也比刘禹锡早。但是，由于刘禹锡对《竹枝词》情有独钟，他不仅写了几百首竹枝词，同时，由于他采集民歌多，下的功夫大，深得民歌精髓，引起后来众多诗人的重视，纷纷仿效。
由于刘禹锡等人的提倡，历代有许多文人作家纷纷响应，创作了无数竹枝词，一些名诗人，如苏轼、白居易、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叶适、杨维桢、王士桢、郑板桥、董伟业等都参加了这个行列，使竹枝词有了蓬勃的发展。明清两代更多，有人统计，达三百余种，计12000多首。但这仅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其实远不止这些。
温州竹枝词始于宋
在刘禹锡等人的倡导下，温州历代有不少诗人，纷纷学写竹枝词，也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不乏意韵俱美的佳作。根据现有资料，温州竹枝词的创作，始于宋而盛于清。据载，起初有郡人名仰圻者作《永嘉百题诗》(即后人称的“前永嘉百咏”)，可惜没有留传下来。后来又有杨蟠的《永嘉百咏》(被后人称为“后永嘉百咏”)，但也大多散佚。至今能看到的是由北京大学据《全镡津文集》和《会稽掇英总集》等书收录的杨蟠诗作，编为一卷，归入《全宋词》。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属《永嘉百咏》的只有30余首。
杨蟠，章安(今台州市椒江区)人。北宋绍圣二年(1095)，杨以承议郎知温州。勤政爱民，鼓励农商，劝种桑麻，扩大海外贸易，并在城中建“三十六坊”。任期两年内，政绩显著，百姓称道。当时的温州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小杭州”之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障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杨蟠这首诗，欢欣明快，热情洋溢，生动勾勒出宋时温州的一片繁华景象，也反映了他对温州的深厚感情。
杨蟠生平善诗，做诗数千篇，并为当代文坛名宿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赞赏。他对温州风土人情，了解甚深，曾做诗100首，编成《永嘉百咏》。其中有《春草池》、《江心屿》、《五马坊》、《华盖山》、《南塘》、《双莲桥》、《谢公楼》等诗，均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如《登孤屿》：“把麾何所往，海上有名山。潮落鱼堪拾，云低雁可攀。一城仙岛外，双塔画图间。当路谁知己，天应赐我闲。”《五马坊》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杨蟠这30来首杂咏，不仅描述生动，而且情真感人，它使我们从中看到宋时温州的风土人情，也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百咏”，属古代五言诗，并不是竹枝体，但对后来温州竹枝词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代温州四位竹枝词的重要作者，一致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继宋贤杨蟠百咏之美”。由于杨蟠在温州创作的贡献和留下的《永嘉百咏》，人们在他离任后，在他住过的府署内，建立了“百咏堂”，以纪念这位热情歌咏温州的诗人。当时有郡人许景衡为他《百咏》做诗云：“已将好景都吟过，留分游人取次看。”
在宋元时期，又有周行己、叶适以及宋褧等人，写作竹枝词或竹枝歌。这些作品各有特点，有写温州风土的，也有写社会风情的，也有抒发个人处世心态的。较早的如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北宋元祐进士。1104年左右任温州教授，后在松台山附近筑浮沚书院，招生授业。一次，他参加了陇西太守在郡守雅堂举办的宴会，“客有某好余诗歌”，因作竹枝词五章每章五句，以经其事。此诗分行乐欲及时、及时而乐、乐极而悲、悲而反省和言其反正等五章。从他写的这五首《竹枝词》，看似游戏之作，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
其中以叶适专写永嘉风土的几首《桔枝词》最佳。虽是仿《竹枝词》形式创作，但名异实同，是富有温州水乡特色的好词，值得一吟。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今温州市)人。南宋哲学家。他是永嘉事功学派之集大成者，在史学、文学及政论等方面，均有贡献。他的故居就在温州南郊的水心村。桔枝词描述的就是江南水乡田园图和橘子成熟时的景象，清新的民歌气息，充满字里行间，读起来朗朗上口，浅近易懂，风土人情如在眼前。
明代，在温州，刘基曾写过11首《竹枝词》。刘基，字伯温，生于浙江青田九都武阳村(今文成县南田武阳)。明代开国功臣，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且在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气象、历算、医药、书画、农事诸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这些词，虽然不是写温州的人、事、物，但他采用民间竹枝的体裁，运用通俗的语言和比喻手法，深刻地诉述了人生遭遇的苦难和欢乐，言简意赅，有理有情，像一首首劝世歌。
温州竹枝词盛于清
清代，是温州竹枝词的繁荣时期，曾出现了十多位诗人，有大量的竹枝词问世。其中清代乾隆年间的平阳人张綦毋，以竹枝体写的《船屯渔唱》，是温州地区清代早期的一部竹枝词。
张綦毋，名之器，字大可，号潜斋，平阳昆阳镇人，家住城西莲池巷。乾隆四十二年岁贡生，任训导。在任期间，他搜集故事、歌谣、传说以及乡俗民风，创作《船屯渔唱》，供人传诵，也就是他在自叙中所说的“以采风之作，备榜人之歌”。
船屯，在平阳横屿，古代造船之地。现在抄录的《船屯渔唱》，辑自瑞安《乾隆县志》，共103首，属竹枝体。这部竹枝词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作者吸收故乡志书中的人物、掌故以及山川、古迹、文物、物产、民俗、谣谚等等，统统收在词作中，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尤其突出的是描述了平阳境内的名山胜迹，如青华山、仙坛山、赤岩山、松山、西山、凤山、分水山、挟仙台、楼石渡、百亩礁等，其中也有鲜有人知的玉笛岩、一宿楼、召杜亭、万岁湖等。不少词中不仅是颂山颂水，而且结合人物掌故，从宋代平阳知州汪季良修塘埭陡门以兴水利；肖振造大舟渡民过江，到平阳州判官元彦昭不受民间书画的动人事迹，都融合在词中，自然、和谐，既给人以历史知识，又动人思绪。其次，涉及民俗的也不少，如尝新、清明点榆火、盘古神、防风鬼、赛社神、涂田、忌偶年入学等，都写入词中，其中写海鲜民俗的如：“海月江瑶味最清，望潮锁管亦堪羹。劝君莫嚼西施乳，只是乌郎浪得名。”这首诗写了六种海味，丝丝入扣，融成一体，可见作者对民俗了解之深。第三，以表现民间歌谣为载体创作竹枝词，如《岭门山》中的“河水两边流，双山像斗牛。富贵无三世，清官不久留”；《七洲洋》中的“沉了七洲洋，涨起万全乡”等，都给诗歌添上纯朴、贴切的特色。在他最后一首词中曾这样写道：“诗人家住海东头，山作屏风石作楼。唱彻渔歌聊取醉，一壶清酒碧于油。”这正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在清同治年间，温州前后出现了四位诗人，他们是郭钟岳、钱子奇、方鼎锐、戴文俊。他们互相应和，留下《东瓯百咏》、《温州竹枝词》、《瓯江竹枝词》三部书，共三百多首，这是温州竹枝词创作的高峰。
郭钟岳，字叔高，号外峰，江都(今属江苏扬州市)人。他客温三年，采风问俗，搜集轶事，于同治十一年(1872)，作竹枝词一百首，名《东瓯百咏》(后改名《瓯江竹枝词》)其内容涉及温州的地理人文、民情风俗、社会风貌诸多方面。郭作“言婉而讽雅，含风人之义”。写物抒情，翔实生动，雅俗共赏，饶有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供里巷歌吟，褒者扬贬者劝。”
方鼎锐，字子颖，号退园，老年退隐后自称“退叟”。江苏仪征人。同治年间，曾任温处道。方善诗文，在温六年期间，热心了解温州民情，关心风俗。时有钱子奇大令，曾应和宋杨蟠的《永嘉百咏》，作过《竹枝词》百首，主要是咏永嘉风土人情，因钱子奇“不自存稿”，方鼎锐取而录之，并以己意增删数十首，合成一百首，刊于府署之且园，亦名《东瓯百咏》，后改名曰《温州竹枝词》，一度在民间广泛流传，脍炙人口。其内容和郭钟岳大体相同，咏风俗，歌民情，题材广阔，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戴文俊，字玉生，魏塘(今浙江嘉善)人。同治七年(1868)曾随宦来温，达21年之久，对温州世情民俗颇有了解。某年秋天，他回乡探亲，有人问及东瓯风土之事，他常出示他收藏的方鼎锐写的《温州竹枝词》，大家看后都说：“不烦腊千里屐，裹百日粮去游东瓯，看了此书，东瓯山川人物如在眼前，真快事也。”后文俊回温，在且园读书时，也经常写点竹枝词。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夏，因病养疴在家，继续吟唱作词，凑满百首，取名《瓯江竹枝词》，以木版印刷刊印。戴作描述风土人情，喜用掌故，文词温雅，圆润清新，其内容均寓风人之旨。
到清末民初，继郭钱方戴之后，温州又出现了几位竹枝词诗人，他们是周衣德(《永嘉杂诗》)、胡玠(《峃川竹枝词》)、洪炳文(《东嘉新竹枝词》)、王季丹(《永嘉村居月令竹枝词》)、石方洛(《楠溪竹枝词》)以及瘦梅(《鹿城月令竹枝词》)等等。其中以石方洛、洪炳文、杨淡风等人尤为突出。
石方洛，平江(今江苏平江县)人，清末时曾任永嘉县衙中的丞篆。他分管楠溪一带一年多，细察民情，周历四隅，不下数十次，对楠溪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说自己“两游瓯江，先后十余载，遇骇见闻事，辄执土人询其义。”因有感于民间淳厚之风，写下《楠溪竹枝词》12首。由于他深入山头、田间，了解风情比较深刻，因此这些竹枝词，多数都是描写真实，形象生动，令人爱不释手。
洪炳文，字博卿，号栋园，瑞安人。曾任瑞安中学堂、温州府学堂教席，晚年加入“南社”，生平著作100余种，主要为戏曲作品。他所写的《东嘉新竹枝词》，结合当时社会实际“见闻所及，成七绝二十四首，恰合花信之数，以应社课。”由于他所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势力和西洋文化大肆侵入之际，因此，他写的竹枝词与众不同之处是，写了许多当时出现的新事物、新见闻，如洋轮、新学、西装、女校、哑铃、电灯、银行等，颇具新意，故名“新竹枝词”。
杨淡风，名青，浙江永嘉人。平生一介布衣，未曾考取功名。他勤勉治学，笔耕不辍，敬业乐教，从事教育事业达50年之久，有著作多部。他所写的三卷《永嘉风俗竹枝词》，结合现实紧密，具体真实地记录了旧时永嘉社会各个阶层和民间人生礼仪的诸多民俗，描述生动，资料翔实，给后人研究永嘉历史文化和温州民俗，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并且他还大胆地运用竹枝词的形式，记录现实时事，如《丙寅冬浙海陆省防军过境记事竹枝词》等，深刻揭露了当时军队过境犯下的罪行，更为难能可贵。这三部竹枝词于1927年10月完成全稿，一直没有出版过，颇为珍贵。
1917年，由永嘉主办的《瓯海潮》周报第十三期曾发起征集《东嘉新竹枝词》，宗旨为“仿古人竹枝词体，供人吟诵，为察邻观政之用。”这次征集是温州竹枝词历史上的一次盛会，最后汇集了15种，每种多则24首，少则4首不等，共124首竹枝词。在《瓯海潮》周报上集中披露。作者有花信楼主人洪炳文、姜门外史郑猷以及芙蓉吟馆、听秋楼主人、吟红女史、湖上赘民、仲宽、章安潜庵、西山散人等15人。
这124首竹枝词反映了清末民初温州一带民俗风情的变迁，生动描绘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各种新潮新事象，内容涉及政治(如议员、警察、司法等)、经济(银行、国货经售处、轮船、电灯、电报、邮务局等)、服饰(西装、平头、燕尾须、皮鞋、八字襟等)、民俗(文明结婚、鞠躬礼、远足会、新游船以及麻将、扑克、新剧等)、宗教(新教堂等)等等，是当时温州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当时温州文化的宝贵资料。
竹枝词吟尽瓯越风情
温州竹枝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诸如天文、地理、物产、人物、掌故、民俗、歌谣等，都有所涉及。在形式上，大多具有民歌特色。语言通俗清新，明白晓理，有些善比兴、譬喻、谐音、双关等手法，写得十分生动，感人至深。温州竹枝词不是天外之物，它诞生在温州这块丰沃的土壤之中。因此它必然带有强烈的区域特色和文化底蕴。从目前初步收集到的1000多首竹枝词来看，在内容上至少有下列四个特点，值得我们研究：
一、表现深厚的山水文化。温州是山水之乡，不少名山名川。温州人素以故乡的山水为骄傲。因此，在竹枝词中颂山颂水占了较大比重，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宋元明清的温州竹枝词，虽然文体不同，但在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关联。诗人们不仅热情讴歌温州著名的山川名胜，如雁荡山、华盖山、松台山、积谷山、江心屿、楠溪江等，并深入挖掘本地蕴藏的各种名园、名楼，如“池上楼”，诸家都有吟咏，但多有不同特色。“一绿池塘春水深，春风春雨日沉沉。侬家兄弟常离别，梦里曾无春草吟。”(郭钟岳)“山水天然一壑邱，曲江花墅客常留。怀人重过东山地，依旧春风池上楼。”(方鼎锐)
二、表现浓郁的海洋文化。《山海经》载：“瓯居海中”。温州是从海中岛屿逐渐发展起来的。靠海吃海，依赖海洋的优势，发展温州的社会经济。直到现在，居民生活中，尚有信海神、种涂田、食海鲜、放海灯、擅海运和造船等各种和海洋有关的民俗文化。因此，在《温州竹枝词》中对海洋文化也有较多的反映，如“海作田”：“不讨崖头整钓船，收风欢喜得鱼鲜。朝朝暮暮潮头弄，万顷沧波海作田。”(郭钟岳)又如：“南麂山近北麂山，凤凰洋面水回环。三盘最是逋逃蔽，全赖楼船数往还”等。
三、反映活跃的商贸文化。温州地处海滨，海上交通的方便，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商贸的发展，“漳泉大贾飞樯集，粤海奇珍巨船来。况多梯舵通四泽，日中为市自无猜。”当时，不仅有日市，而且夜市也很盛：“三更灯火照窗栊，宵市居然晓市同。夜禁七城都上钥，轻舟还有水门通。”当时，温州有冰壶馆、醉月楼等酒馆之设；名酒有琥珀红、丰和春；金融业在流通上已有番洋、银番、印洋、糙洋之分，这些在竹枝词中都有反映。
温州是个手工业城市，各种器用产品很多，写风土中的特产甚多，其中有些已经流失，如“寿字香”、“皮杌”、“女儿箱”、“藤盘”、“棕鞋”等。如“女儿箱”，“海滨士女斗丰昌，服饰都夸手技良。新蜡乌皮游客屐，细编黄竹女儿箱”等。以上这些在温州竹枝词中均有生动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不少史料。
四、反映古老的瓯越文化。温州人长住海边，世代传承喜食海鲜，如：“蝤蛑多肉真堪煮，田嬉纤螯未可持。劝学岂徒攻《尔雅》，莫教误食当蟛蜞。”又如：温州是古南戏的发源地，历代民间戏剧非常盛行。清同治年间，温州城内就有戏楼、戏阁之设和群众喜看夜戏之习。“鼓楼高峙三层竣，戏阁宏开两扇分。日暮双桥人影集，恍疑仙乐半天闻。”（叶大兵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