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就在宿舍楼底下分了手，他往东，她往西。他走了几步，就听见她在叫他。他转过头来，看见她遥遥地对他扬手，说：“别忘了问老师哪家保险公司便宜。”那天她穿了一件浅绿色带白点子的裙子，很宽也很长，被早晨的风吹得鼓鼓扬扬的，像一片大大的沾着水滴的叶子——这就是她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她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条马路上被车撞上的。错不在她。她规规矩矩地照着指示灯过马路，侧面开来一辆装满了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拦腰将她撞倒，又从她的身上碾压过去。她仰面朝天地倒在马路上，书包飞到了对过的人行道上，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书。笔记本。眼镜盒。饭盒。饭盒里装着他们前几天去郊外农场采来的樱桃西红柿，细细巧巧，红艳欲滴，如斑斑血迹触目惊心地点缀在本来灰暗无奇的水泥地上。
他赶到时她已经被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拉走了。
关于那天的许多细节他是从警察局的现场记录和验尸报告里得知的。她被卡车压成了一张薄纸。她的上半身是用铲车一点一点地从路面上铲起来的。
她怀着孕。八个星期左右。
后来他每次从那条马路经过，都恍惚觉得她依旧躺在那里，蜷手蜷脚，担惊受怕的样子。行人和车辆无视着她的存在，东来西往，南下北上。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妇人牵着一只狗上街，走过她被撞倒的地方时，狗突然驻足不前。狗固执地反抗着项圈的牵扯，不断地用鼻子碰着地面，发出低低的犹如堵塞了的泉眼似的呜咽。刹那间，他感觉到动物和人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不知道她那么娇小的身体如何承受得了那样永无休止的街市重量。他们一下一下地踩在她的身上，也一下一下地踩在他的心上。他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就搬离了大学宿舍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在她还来不及向他展现女人们共有的某些瑕疵弱点时，死神就已经将她凝固在一个永恒的韵味无穷的视角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和这样的视角媲美。这一点，他后来生活里出现的诸多女人完全可以证明。
几个月以后，他收到了保险公司寄来的一张支票。支票上的面额换算成人民币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把那张支票破开，一半寄给了她在上海的母亲，一半存进了自己的账号。
那笔钱他很久都没有动用。
在这期间他多次离开他和她短暂地生活过的那个叫多伦多的繁忙都市。他尝试过许多种活法。他读过书，卖过保险，当过流水线装配工，甚至跟人去阿拉斯加捕过鱼。可是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半途而废。他仿佛是一个热情有余功力不足的歌唱家，还没来得及唱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开头，就已经把自己精疲力尽地消耗在运气的过程里。所以他总也不能唱出一支完完整整的歌来。
一次又一次，他疲惫不堪地回到了他离开的那个都市。直到有一天，他再次来到亚德莱街上那家曾经挨过打的咖啡馆前。他没有进去，却在马路对面坐了很久，看着客人渐渐地聚集，又渐渐地消散。就是在那天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想，他觉得他应该用她留给他的那笔钱，在亚德莱街上开一家咖啡店，那种有英文名字也有中文名字的，卖点饮料也卖点小吃的店，让来往的过客，当然也包括从他故土来的那些过客，有一个歇脚的地方。
后来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咖啡馆的名字他早想好了，就叫“Desire”。这个名字的中文直译是“欲望”，那样的名字能引起人无限遐想——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但是他选用的中文名字却不是直译的那一个，而是叫“思凡”。
他的中国朋友不禁拍案叫绝，都说这样的翻译简直是“信达雅”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但笑不语。岁月从他的指缝里水一般地流过，十年里新友故知聚散无常，他的熟人圈子里已经不太有人知道他和她的那段烟尘往事。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故去的妻子叫余小凡。
在咖啡馆开业的第一天，当他终于送走深夜里的最后一个客人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他打开床头柜里的一只抽屉，找出一叠颜色泛黄的照片和信件。他把这叠东西用一层塑料纸紧紧包住，锁进一只小箱子。他提着箱子走到楼下的储藏室，放下箱子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好了，都过去了。”他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