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涓涓。二十八岁。温州市人。中专毕业生。学服装设计。在上海外企打工。
这是他从方雪花的信里得知的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信息。他数了一下字数，关于她的描述正好是二十八个字，和她的年岁一样多。二十八岁的生命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然而无论怎样简单也无法塞进那个二十八个字构筑成的狭小空间里。如果把二十八岁的生命比作一汪湖水的话，这二十八个字就是一阵还来不及擦破表层的轻风。想到自己只能借助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轻风，去莽莽撞撞地探测这汪也许很深也许很浅的湖水，他就很有些惊惶起来。
他拿着她的电话号码，心想如果他打过去她不在家，这事就算到此结束了——他向来相信预兆。这种千里寻偶的故事，他听说过也见到过，几乎都是以粉红的色彩开场，灰褐的基调结束。过程冗长复杂，高潮迭起，千变万化，结尾却只有一种模式。四十多岁的男人约会一个隔着一条马路的女人都有些力不从心，更何况是一个隔着一汪大洋又隔着许多年岁的女孩子。他孤孤独独地走了十多年的弯路，他已经不习惯携伴相行的旅途了。
怀着胡乱一试的心情他给她拨了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儿才有人来接。并不是她。又过了好久她才走过来。她的声音细细软软却很清晰。他说了他的名字之后，就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不是因为窘迫，也不是因为羞涩——这些形容辞对他来说都属于一些异常久远的过去。他只是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开场，所以他像一个拙劣的演员，上台的时候居然没有准备好开场白。
她却替他解了围。她轻轻一笑，说：“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怎么今天才来？”她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们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只不过在某一个时刻意外地走散了。她的简直明了突然使他轻松了下来。
他就问刚才去喊她来听电话的是她家里人吗？她说不是——她现在借住在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八个人合住一个房间，电话是大家共用的。
他听了一愣，才想起她是来上海打工的。只是他没有想到她的居住条件这么差。她离开她其实已经很富裕了的老家，独自一人来到那个很花哨也很新潮的大上海，宁愿睡在层层叠叠的格子铺上，跟另外七个年轻女人抢用一架电话，大概是为了圆一个梦吧——就像当年余小凡离开上海到多伦多来一样。她家乡的女人，向来是以寻梦出名的。
“你们温州人啊，给你针眼大的一个洞，就钻进来了。一忽儿没留神，就在别人眼皮底下发起大财来了。我可是上过你们的当的——以前买过一双温州皮鞋，比进口的还漂亮。谁知穿了三天就破了，里头垫的是纸片。”
从她的静默中他就知道自己开了个拙劣的玩笑——她大概早已听腻了诸如此类拿她家乡开涮的话。这样的话若放置在高潮和高潮之间的平缓地带，大概还不失为一种点缀和铺垫。然而作为开场白却不能不算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半晌，他才听见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那都是清朝的事了。你赶紧回来补补课吧，变成老外倒不怕，只是千万别变成背时的老外。”
他被她说得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完了才明白过来其实那是一个隐晦的邀请。尽管他觉得这样的邀请应该发生在稍后的时间顺序里，可是他还是忍不住隐隐喜欢上了她的说话方式，无论是她的直接还是她的隐晦。
那天不知不觉地，他们就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挂了线，电话已经被他的手心焐得温热。天开始黑了，屋里的百叶窗帘从浅灰渐渐变成深灰，阳台上有鸽子在咕咕地行走寻食，卖冰淇淋的大车叮叮咚咚地响着，音乐从街上缓缓开过。他一动不动地裹着暮色呆坐了很久，似乎害怕关于她的新鲜记忆会像轻尘般在些微的振动里随时飞散消失。
这时他才觉察到他其实一直都很寂寞。
他把他们的对话仔细地回想了一遍。把这叫作对话实在是有些夸张。确切地说，这只能叫作谈话——他说，她听。他对她说起他在北京胡同里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他的大学岁月，他到上海进修时的单身生活，以及他在多伦多当咖啡馆老板的生涯。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竟突然间变得如此伶牙俐齿，滔滔不绝。
那晚他觉得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像放录像带一样地给她放映了一遍，只不过用的是快进档。当然他的叙述是跳跃的不完整的，因为他省略了其中的某一个阶段，一个与女人有关的阶段。对于如此关键的省略她不可能没有察觉，然而她一直保持沉默——这和她后来的许多处事方法相当一致。
后来他就时不时地给她打这样的越洋电话。有时说一两个小时，有时说几分钟。依旧是他说，她听。但是他感觉得出来她在用心地听。关于自己她说得很少，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有一回，在他长长的叙述的短暂停顿里，她突然问他：“你不想知道我长得怎么样吗？我在方阿姨家看过你的照片。”他知道她是在问他要不要寄照片过来。他说好啊，可是说完就后悔了。他知道眼睛和耳朵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本来也许是相辅相成，可是眼睛往往要自作聪明地走在耳朵前面。大凡眼睛一派上用场之后，耳朵就自甘落后地迟钝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里，他其实更愿意让耳朵走在眼睛前面。也就是说，他更愿意把耳朵当做开路的探子，因为耳朵的感觉总是可以在后来用眼睛去证实修改或者推翻的。而眼睛一旦作了定论，就是极为霸道的，耳朵的参与往往是于事无补的。
照片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抵达的。
他把她的信原封不动地在抽屉里搁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他终于没有忍耐得住，又把信拿了出来。拆信封的时候他的手有些发抖，他害怕她长得太年轻艳丽。他明白青春美丽是有代价的，好花就得有好瓶来插，而他这个瓶子早已是千疮百孔了。他又害怕她长得过于苍老寻常——这样的女人比比皆是，不值得他隔山隔海地去追寻。
看到她的照片之后他才略微放了些心。
照片是在一幢楼房跟前拍的。楼是半高不低的江南小城里到处可见的那种，挂了个牌子，远远看上去好像是一所学校。她胸前搂了一叠书，直直地站在一地的阳光里，仿佛是个受了老师表扬的规矩学生。风把头发吹乱了，丝丝缕缕地爬满了她的脸。脸上的笑仿佛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开就被快门打断了，所以就流露出那么一点的遗憾和惊讶。
那是一张平平常常不太年轻却又含了一丝秀气的脸。那样的秀气既不张扬又不藏掖，正好在他可以接受的那个范围里。她穿了一件男式夹克衫和一条水磨蓝牛仔裤。衣服和裤子都很宽大，可是他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些隐藏在服饰里面的结实的和不怎么太结实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