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出生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贵族门第“王谢高门”，本身又是富有才华的诗人，因而他被视为南朝风流的象征，实在最自然不过。千百年来，谢灵运的个性魅力让后人滋生出种种想象，而谢灵运的历史形象也被涂上了浓厚的“传奇油彩”。

　　《宋书》和《南史》都有谢灵运传，谢灵运的生平事迹基本上是清楚的。谢灵运于永初三年(422)出任永嘉郡太守，次年秋天辞官返回故乡，隐居于始宁别墅。元嘉三年(426)被征为秘书监，两年后再次辞官回到始宁。在隐居始宁期间，谢灵运曾“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游玩了临海境内的名胜天姥山。谢灵运与临海的关系，在正史中仅有这一条记载。但南宋嘉定年间，高似孙纂辑《剡录》，在谢灵运的小传中却引录了《元嘉起居注》的几句话：“袭封康乐。迁秘书丞，出为临海太守。及经山阴防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谢灵运真的当过临海郡太守，而正史却漏载了？《元嘉起居注》是裴松之受诏于元嘉十二年(435)开始编撰的。高似孙能看到的《元嘉起居注》，在沈约修《宋书》和李延寿修《南史》时肯定也能看到。那么，为什么在《宋书》和《南史》中没有高似孙所看到的内容呢？

　　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元嘉起居注》确实有关于谢灵运出任临海太守的记载，沈约和李延寿也看到过，但认为不足采信；二是沈、李所见《元嘉起居注》并没有谢灵运出任临海太守的记录。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有必要对《剡录》的引文进行检查。毕竟从《元嘉起居注》的编撰到高似孙的时代存在着八百年的时间距离，“书经三写，乌焉成马”，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差异或失真，甚至产生各种错误。

　　《剡录》所引《元嘉起居注》的文字文理难通，错误明显。谢灵运生前曾任秘书监，并未任秘书丞，这是史实的错误。引文“及经山阴防御”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与前后文缺乏关联，这是文理难通之处。如果是高似孙所见《元嘉起居注》的原文如此，那就说明《元嘉起居注》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已出现严重的脱漏与讹误。当然，也可能《元嘉起居注》原文无误，而高似孙在引录时出现了差错。甚至还有另一种可能，《元嘉起居注》原文和高似孙引录都没错，只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剡录》并非善本。

　　实际上，“及经山阴防御”是谢灵运《自理表》中的文字。谢灵运隐居会稽始宁别墅，与郡太守孟顗发生纠纷，被孟顗告讦，于是写了一道表文向宋文帝解释。表文云：“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御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谢灵运的《自理表》《宋书》本传全文引录，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剡录》的引文明显存在脱漏。有趣的是，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二六“马枪断巷”条亦引录了谢灵运《自理表》的相同段落，并注明出处为“宋元嘉起居注”。《北堂书钞》成书于隋，时代远较《剡录》为早，其引文也远较今本《剡录》为准确。

　　《剡录》引文的脱漏与讹误既经证明，则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势必要受到质疑。这也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宋代方志因其时代较早，就一定能“保存比较原始的史料”，于是便不加辨正地加以引用。和方志一样，类书中的文献也往往难以尽信。如《册府元龟》卷五六〇也有一条谢灵运的材料：“谢灵运为御史中丞免官，东还永嘉，撰《游名山志》一卷、《居名山志》一卷。”近年有研究者为了证明谢灵运晚年退职之后曾“在永嘉寓居较长时间”，甚至曾在永嘉“购置产业”，就引用了这条材料，并错误地句读为“谢灵运为御史中丞，免官，东还永嘉”。

　　《册府元龟》的这条材料，清代学者姚振宗早已认为不足为据。姚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云：“案本传，灵运未尝为御史中丞，又作《山居赋》在始宁，非永嘉。盖本传有‘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之语，又有‘灵运既东还’、‘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之语，遂有此误会之说，不可信也。”姚氏还深有感慨地说：“《册府》类此者触目皆是。”

　　在传统文献类型中，方志和类书的文献来源比较驳杂，编纂过程往往也不够严格，所以利用方志和类书，不能不特别谨慎。如果根据《剡录》认为谢灵运曾任临海太守，根据《册府元龟》认为谢灵运曾任御史中丞，且曾于晚年长期寓居永嘉，那就无异于在谢灵运本已很浓厚的“传奇油彩”上又涂了一层。而这种“传奇油彩”涂抹得越多，一个真实的谢灵运就离我们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