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说家

　　王手：浙江温州人。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近年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刊。有作品分别上了2006、2007、2009、2012、2014年度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2011年两次刊出“王手评论专辑”。

　　2.创作谈

在自己的现场

文｜王手

　　我的一位写作老师对我讲，你要发现你自己的文学。这句话的前提是，你写了这么多年了，能够写很多东西了，技术上也日臻成熟了，你应该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了。好的写作者，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方，邮票大小也好，碟子大小也好，长条的菱形的也好，这块地方就是他心中那点柔软的所在，是他自己的文学。那么，我的文学是什么呢？是行走在江湖上的“火药枪”？是出没于市场的“人物”？是开进工厂的“吉普车”？是底层的“乡下姑娘”？是中产阶级的“妇科医生”？抑或是温州小店的“生意经”？我想，经济活动中的人性表演，算是我的文学之一吧，当然还有之二之三。

　　每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一些“非典”人物，大跃进时代的劳模、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动乱年代的打砸抢分子、市场经济初始的投机倒把分子、股票的操盘手、各种CEO、网络黑客、发烧友、追星族、粉丝、包括“小三”，都是发展进程里必定会出现的现象，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这些人物我们为什么很少写，除了我们还来不及研究他们，对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体会，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不在那个现场，我们拿起这些来总是会觉得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这个道理，写作的人都明白，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常理和意外的关系、虚构和逻辑的关系，把这些都揉捏好了，基本问题也就解决了。

　　《讨债记》这个集子，选的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涉及到开店、办厂、讨债、黑社会、艰难辛苦以及为富不仁。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小社会，是社会就会有形态生动的人物活动，这些人物和活动与我息息相关，我闭着眼睛都能演绎出他们的样子，他们不是光彩夺目的温州，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温州，但他们确实是底层的温州，是大多数人的鲜活样子。1994年，我妻子从工厂下岗，我们在温州隔岸路开了第一家鞋料店。我那时刚调到文联不久，在创研室编刊物，生计的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向领导请假，一边工作一边在妻子的店里兼职。温州最早的鞋市场在来福门，一条小小的弄堂，绵延着几百上千家鞋摊。它和隔岸路近，和温州茶厂也近，因此隔岸路和茶厂都变成了鞋和鞋料的聚集地。人民路一拉，来福门没了，有关鞋的基地都迁到了鹿城路、黄龙、太平岭、双屿一带，我们的店我们的厂也开到了那里搬到了那里。这些，我都身临其境，身在现场，现在还在那里……

　　这些年，我陆陆续续的写了几十万字的这类小说，一直很想有一个机会把它集中起来，让读者方便看到，看写得怎样，因为批评家们说，我似乎更擅长“江湖”和“中产阶级”的。总之，还是很感谢浙江省作协的这个设想和举措。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小说大多不感兴趣，原因是不熟悉这个领域，或说这个领域的故事不是我们的关注点，但我写的是人，写人性，写善意和柔软，而经济只是一个载体。这是大话。不一定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但也不会都一无是处，有一些还是可以看看的，呵呵。

　　3.创作评

鞋都温州浮世绘

文｜顾建平

　　专写家乡的故事、家乡的人情物理的小说家，文学史上不在少数。评论家们喜欢用来举例的，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但像王手这样，数十年间专心致志于写一个地域的同一种题材，还是非常罕见的。

　　新近出版的小说集《讨债记》收入了王手20年间的10个中短篇小说。从1997年发表在《十月》第2期的《少年，少年》，到发表在《收获》2017年第3期的《第三把手》，10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在温州——后期的小说改叫九州；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时间或长或短无一例外都做过生意。温州真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温州人身上天生就继承了做生意的基因；温州号称鞋都，小说人物做的生意大多和皮鞋有关，不是开皮鞋厂、皮鞋作坊，就是卖鞋料。读完整本小说集，读者也就熟知了鞋材、鞋料、鞋撑、鞋钉、鞋胶、鞋纸、鞋衬、鞋面这些名词，以及剪皮、划料、冲花、打眼、喷光、烘箱、夹包、批皮、做帮等工艺，对皮鞋制作流程熟谙于心。

　　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少年，少年》，写少年兄弟的意气用事，青春冲动，以及对父亲的追慕怀恋。他们的爱恨情仇都有点幻想性质，因而不真切不可靠，也容易转变甚至放弃。温州少年和弟弟准备复仇，复仇的目标是母亲的初恋对象。父亲因癌症早逝以后，母亲的初恋对象帮助母亲开了个做皮鞋的家庭作坊，同时又对母亲有所企图，而母亲拒绝了他。少年在郑州销售皮鞋遭遇了大批退货，损失巨大，进而怀疑母亲的初恋对象做了手脚，于是他和弟弟预备了匕首和铁器准备复仇。但某一天，少年发现母亲和初恋对象站在他家门口聊天，母亲的神情很愉快，聊天气氛很和谐，那个男人也风度翩翩，没有他想象中的阴险和猥琐，于是一下子放弃了复仇的念头。

　　这篇小说一方面有着定位精准的地域，盛行制作灯具、服装、皮鞋、打火机、眼镜的90年代温州，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展示温州地域的传统文化——没有名姓的少年，说着标准的现代汉语，弟兄对话称母亲为“母亲”，而不是“姆妈”。既是温州的，又是非温州的，10篇小说都有这个貌似互相悖谬的特征。

　　同一地域同一题材，王手努力在相似中写出多样性。《讨债记》(《收获》2002年5期)里，“我”是市政府公务员，一名处级干部，原先在工厂工作的妻子许爱下海做皮鞋鞋料生意。做生意让妻子忙碌起来，精神状态也改变了许多，随之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为了树立信心，稳定在家庭中的地位，主动参与到妻子的生意中，出谋划策，甚至主动给妻子讨欠债。“我”一方面内心胆怯，去“黑社会军师”家讨债不惜带上一瓶茅台，另一方面“我”又发挥公务员特长，一本正经夸夸其谈故弄玄虚，甚至冒充江湖人士，但两次讨债的结局都大失所望。为了挽回面子，“我”甚至把单位财务发的创收款当做讨回的欠债交给妻子。《讨债记》意在写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温州，公务员面对经济大潮的失落感。小说的语言也模仿公务员腔调，头头是道，但大都是空谈。

　　《乡下姑娘李美凤》(《山花》2005年8期)写到了城乡差异，人性中的自私。主人公乡下姑娘李美凤到温州城里找工作，她的一双灵巧漂亮的手被皮鞋作坊老板廖木锯看上了，老廖带她回厂里做工人。作为钱包渐鼓的小老板，廖木锯内心还存在淫思杂念，他用了点心思手腕让淳朴的李美凤跟他上了床。李美凤付出了劳动又付出了身体，却没有得到善待，廖木锯把她当做工具，催债的时候用上她，敲诈的时候用上她，挽救沉迷电脑的儿子的时候用上她。但最后，廖木锯夫妇又把她送进了派出所。

　　如果小老板做成了大老板，男人出轨找小三好像是题中应有之义。温州商人找的小三，往往是企业员工，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关系比单纯金钱肉体交换关系的第三者复杂得多。《第三把手》里的周节如，年轻、能干、头脑活络，在厂里独挡一面，深得老板李金锁欢心，老板娘李回珍虽然醋意大发，但也投鼠忌器，这样周节如由小三逐渐成了厂里的第三把手。由于她的聪明得体识时务，深得工业区领导器重，最后她在厂里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老板李金锁。社会关系的复杂源于人性的复杂，即使局域内的人物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加以定性。

　　《第三把手》明显的瑕疵是视角混乱，既是第一人称，又是全知全能。这种情况在小说集另外9篇小说中并不存在。两种视角的存在增加了叙事的便利，但是小说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进入情境信以为真，视角的不统一使得可信度大打折扣。连老牌文学杂志《收获》在叙事视角上都如此不严格，不知道这是否又是小说艺术发展的新动向。

　　《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在整个集子中是比较另类的一篇。小说虽然也写到了做生意，主题却是写一个老江湖的退隐。1981年，龙海生目睹当年一同混江湖的李元霸被枪毙，决心金盆洗手，不久受朋友怂恿又做起了托运生意，因为抢路线，又差点陷入一场恶斗；到1994年，龙海生老婆做鞋料生意，为催讨欠款，他再次展示江湖老大的风采；最后是2005年，江湖新人燕青结婚，诚意请他坐婚宴的首席，他又出手平息了婚宴上因陈年恩怨激起的风波。龙海生一再想从江湖退隐，息影街巷，但总是有新的危局需要他出手解困。他对江湖的堕落越来越不习惯，对不守章法的江湖新人越来越不屑，但江湖老大的余威还是让他内心隐隐感觉到骄傲。

　　《讨债记》中的作品都是写实的，既不是大写意，也不是工笔细描，是得其神韵不及其余的素描。作者并不试图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展示街市全景，除了皮鞋行业，温州20年来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并没有得到精细的描绘。但温州城里有野心、有热情、勤快肯干、各怀心思的众生相，已描摹出来，这是一幅当代鞋都的浮世绘。

　　王手的小说，从90年代初到现在，语言风格基本一致。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完全解除了引号的束缚，这样可以保持文字的流畅，但也在快慢之间放弃了节奏感，所有场景都大同小异。对话的效果本应该如同现场直播，一旦取消了引号，就变成了场景再现；引号的存在足以维持对话的原生态，一旦打开，人物之间的语言个性也就失去了差别。得与失往往是一枚树叶的两个面，一旦选择，难及其余。

　　(本文原刊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