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说家

　　哲贵：1973年出生。学园艺，后从文。著有长篇小说《迷路》《猛虎图》，另有中短篇小说《金属心》《住酒店的人》《信河街传奇》《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等。作品主要探讨商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裂变，以及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微妙关系。现居温州。

　　2.创作谈

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文｜哲贵

　　我所生活的城市，据说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一对一的借贷，譬如你借我十两银子，约定借款期限是半年，这半年里，我每月还你利息，半年一到，我如约将本金一次还清；还有一种是组织互助会，一般是十个人，由一个会首牵头，可以是一个月收取一次会钱，也可以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十个会员轮流收取钱，越到后面的人，出的会资按一定比例减少。互助会是亲戚和朋友之间比较普遍的借贷形式，有互相帮忙的意思。我问过父亲及父亲的上辈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种民间借贷，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违反规则。他们说，都是亲戚朋友，如果在这种事情上动歪念头，以后怎么做人啊！

　　做一个“人”，是父辈最基本最朴素的信念，做一个诚信的“人”，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一种美德。

　　时代在变化，社会形态也在变化。经济的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商人被推到了前台，成了舞台主角，成了时代英雄。可是，主角的风光只在舞台上，谁见到舞台之外他们的艰辛和困惑？谁知道他们的人生出了什么问题？谁去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出了问题？“时代”是大潮，是无形巨手，可以造就英雄，最先覆灭的肯定也是英雄。我猜想，正是因为这样，他们身上的疼痛，或许正是社会的疼痛，他们身上的悲哀，或许正是历史的悲哀。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想？又如何在纸上发出声音？

　　是的，我觉得，写作作为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有责任对当下的社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是尖利的，也可以是混沌的；可以是阴冷的，也可以是温暖的；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可以是嘹亮的，也可以是低沉的。唯一的要求是声音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发出声音，即声音的表达方式，除了必须遵循基本艺术规律，每个写作者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借用传统手艺人的说法就是要有“绝活”。当然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既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主观的认识，却又不能对世界有一个预判，不能对人和事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觉得，只有对所处时代进行不带偏见的观察后，发出的声音才有说服力。到目前为止，我探究和刻画的对象是商人，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时代英雄”，当他们遇到并卷进各种各样问题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任何付出都讲究回报。这是事实。这种事实也造成了公众对当下商人群体的预判——所谓商人，就是一群暴发户，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内心一片荒芜。

　　这种预判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可是，这种预判也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和遮蔽。把世界分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对人进行粗暴的归类，即官员是什么样的，商人是什么样的，文人是什么样的，医师是什么样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工人是什么样的。于是，世界在这种预判之下便条理清晰起来，善恶分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可是，这种预判恰恰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忘记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是何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人”。他(她)同时拥有简单和复杂，温暖和冷酷，善良和险恶，人性和魔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失职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能不能做点什么？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与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勇敢与懦弱、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我有没有能力将我的这些发现，用文学的方式告诉世人？说出我要说的话？我没有把握，但愿意一试。

　　3.创作评

浮游人，或闪烁不定的面孔

文｜刘大先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晚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簇新的人群。他们数量不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有政策助力，占天时地利，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拨人。他们通常被媒体塑造成某种带有价值指标色彩的“成功人士”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日益被符号刻板化，反倒显得单一而含混。就像王晓明所说：“从广告和传媒中，你只能看到‘成功人士’的家居和饮食生活，他的商务应酬和消闲方式，却不知道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会是什么模样。当代中国人几乎时刻都会遇到的问题：政治、生态、性别，等等，似乎都与他无关；一个现代人应该关心的事情：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艺术的创造，等等，他好像也根本没看见。”因而，我们时代的“成功人士”所呈现出来的冷漠面孔，不过是“半张脸的神话”。

　　哲贵的小说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就显示出了其题材的特殊性，他通过对“信河街”及信河街人的持续书写，展示了“成功人士”曲折幽暗的另外“半张脸”。这些人与我们在习见的描写城市题材或者乡土城镇化进程的作品中看到的人不太一样，他们不再是在文学史上传承已久的市民，或者从乡土中国脱嵌出来的农民工，也很少是世纪之交大批涌现出来的小资阶层。他们更多是未被脸谱化的商人：可能是兢兢业业但又时时怵惕惊心的企业家，也可能是埋头苦干又饱含创伤记忆的工厂主，还有可能是特立独行、无视世俗道德常规的“富二代”，或者是实现了财务自由却总是怀抱缺憾的创业者，当然也少不了掌握公权力而德行不堪的地方官员。与呈现于大众传媒中的光鲜形象映照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闪烁不定的面孔。

　　哲贵这一代所谓“70后”作家的主流叙事是小镇青年、底层故事或者城市小市民的日常，富足的商人很少成为主角，哲贵的选材独特性无疑是其生长生活的温州及东南沿海经济先发地区的一个微缩象喻。如同现实中一样，在文本中，信河街既是一个具体的街镇或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敞开的据点，接纳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群。信河街人以此地为中心，辐射到成都、云南、上海、北京乃至纽约、温哥华。哲贵将自己的小说自选集命名为《穿州过府》，在我看来，也蕴含着这样的意味：信河街是一个流动性的存在，信河街人处于永不止歇的流动之中，不仅在商业活动、婚丧嫁娶、求学事务中穿州过府，更主要的是也在精神与情感上处于不断的裂变、更替、重组和漂泊之中。他聚焦的始终是作为社会行为实践者的人。在对这些人物及其经历遭际的书写中，哲贵以一种寡淡而平和的行文勾勒出其心理的微妙形态，其重心不在讲述一个首尾完整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很多时候他的小说中故事都是残缺乃至无疾而终的——更多是截取一个人生片段或者场面，而留下广阔的空白，因为对于一个依然在变化不已的人群及其命运，他无意也无力给予整体性的观照和判断。

　　在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的时代，人很容易处于茫然的状态。《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的主人公柯巴芽大学毕业，与男友和平分手，但也不想接受父亲的服装公司，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于是随便考上了农业局的公务员，在工作过程中出于情欲主动与一个跟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大的同事发生关系，怀孕后则自己悄悄地堕胎，然后去青海支教，遇到了一个喜欢的青年旅馆老板，但终究因为她也“不知道”的缘故，无法进入到爱情。最后回到天井村开了一个民宿，交给雇员打理，自己则没事上山去放羊。如果要进行精神分析，可能会解读出柯巴芽之所以对自己的情感如此无所依托，是因为母亲出轨离家，父亲疏于照顾而造成的心理伤痕，无法对人产生信赖和依靠。但小说显然并没有这种刻画“内面的人”的打算，叙述者只是呈现出一种状态，一种“穿州过府”式的游走在不同空间、关系和情感中而无法锚定的浮游状态。人物行事的非理性、无逻辑则印证着某个特定人群在精神层面的犹疑，他们可能已经从一开始就不再用为生计而焦虑、挣扎，当外在压力和动力丧失之后，人该如何应对内心的寻求，这可能是哲贵小说中人物普遍面对的情形。

　　人物在没有确立明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呈现为浮游的状态。很多时候，哲贵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冷漠乃至懈怠的风格，人物与叙述者都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但这种漠然并不是上帝视角的超然，而是无所用心或者说不愿意更深入地切入到痛楚的底部。像《刻字店》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父亲刻字店开不下去了，到广东跑业务的时候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警察打断了腿，回家后和弟弟开印刷厂，对外地工人特别友善，并给他们伪造暂住证，还因此被警察带走。《你为什么不来天堂看一看》中尹雯丽有着与柯巴芽相似的心理缺憾，父亲去世后母亲对她的忽视，造成了母女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在母亲心中为她设想的人生是嫁给华侨、成为美国人才算成功。尹雯丽最终还是如母亲所愿嫁给了在美国旧金山开中餐厅的李大卫，当然毫无爱情可言，但情感之于她似乎并不重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母亲为何一直不到她心仪的美国天堂来。这些小说充满了漫不经心的情节和松弛的结构，很难对其进行主题的归纳或思想的提取，可能哲贵仅只是要让一些生存状态浮现出来。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者另类的人物，都不过是镀金时代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如同李敬泽所发现的，“哲贵的小说的语调：总是温和的，总是慢的，但不是从容。如果从容是对于某种紧迫而巨大的事物的自觉的坚定反应的话，那么哲贵的慢条斯理与其说是从容，不如说是迟钝，一种蕴含在特定世界本质内的迟钝。”这构成了哲贵的限度，但同时也实现了某种艺术上的公正视野：“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哲贵采取了一种平视和同情的视角，让他笔下的人物和遭遇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展示出来，他的点染勾勒并没有强烈和明确的主观意向，尽管不无某些挑动读者情绪的段落，但总体而言，他是以零度的情感来让外在人事自己说话，但这种零度呈示里也透露出某种时代精神特质的东西。

　　《契约》讲述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包二奶”的故事：医学院的学生汤依妮是新时代的新人类，她的行为举止是身价不菲的文化创意公司老板钱一群所不能理解的，因而当她要求做他情人的时候，他本能地以世俗的功利思维去审视她，并且签订了一个契约。但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他才发现投身救灾的汤依妮的父亲其实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她喜欢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像她父亲。汤依妮身上还葆有了那种素朴的正义，不耻于钱一群所进行的名为文化开发实为资本圈地的肮脏行径，但有意味的地方恰在于，她虽然不能苟同于那种商业欺诈行为，却也没有强烈反对或揭穿。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商业操作行为已经常态化了，个人无法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价值与行为是分裂的。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分裂，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分裂：一个商人从个人品德来说可能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好人，但不妨碍他寡廉鲜耻地剥削与掠夺他人，只是因为剥削与掠夺的形式不再血淋淋，而是更加隐秘化和文雅化。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

　　《陪床》和《倒时差》中都试图描写那种带有“真爱”意味的二奶情人形象，表明了情感与行为之间的精神分裂。《寄养的女孩》里的朱摩娅也是一个被包养的女孩，但不同之处在于，她是被税务专管员黄小奇安插到吴起来的小眼镜厂里不干活拿高薪的，等于是厂主养她来买个平安，以保证自己的偷税行为不被举报查处。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转型时代的一些淆乱事象：偷税漏税和行贿受贿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业主们日常运营和生活的一部分。哲贵似乎无意进行社会批判和道德评判，他关心的是具体的人在这种语境中的情绪、状态和选择，或者他根本也并不关心，只是记录了那些他看到却无法理解的人与事：女工麦丽丽怀了不知道是谁的孩子，也不想知道，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打掉，“又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朱摩娅莫名其妙地从眼镜厂离开，吴起来再次遇见时，她已经与黄小奇再无关联且怀孕了……叙述者的视角和吴起来的视角是等同的，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都处于急剧嬗变时代常见的叙述状态：叙述者无法厘清现象，不能进行明晰的表意行为，为了避免情感与现实之间冲突造成的苦恼状态，他也只能以旁观式的记录来进行叙事，像他所书写的浮游人一样，游离在意识形态深层次思考之外。

　　浮游状态体现为人们更多作为“经济人”而存在，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经济人”在商场上可以勾心斗角奋力搏杀，但在个人情感层面却又虚弱无力，这并不是说商场上的一面是“假面”——那同样也是真实的自我，但那个真实自我与情感层面的真实自我是割裂分立的。《陈列室》中的魏松与林小叶就是这样的人，年轻时候彼此互有好感，却终究没有付诸行动，林小叶带着遗憾远嫁加拿大，而魏松则认为这种情形是由于自己没钱造成的，因而投身商海创业，最终成为性用品大亨。许多年以后，两人彼此都经历了婚姻与家庭，再次相逢时才明白各自在彼此心目中的重要位置。然而细究起来，当初两人的暌离也并不是那种言情小说中常见的“误会”所造成的，而是他们没有行动力的结果，即他们的价值被外在所左右，无法遵从自己真实的内心。因此，当两人再度相逢也同样不可能发生偷情的行为，或者有勇气为了追求内心的真实而打破现状，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回到真实的自我，他们已经被“经济人”的外在规定性桎梏已久，已经丧失了“自然人”的生机与活力。

　　《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中的施耐德则将被异化的人格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葛朗台”：他是一个成功的机械厂厂主，性格温和，孝顺母亲，尊敬妻子，没有不良嗜好，热爱工作和旅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体面人。但这些只是表象，他其实有一种病态人格，极为悭吝，甚至连继女借钱也不借。其病态体现于从意愿上来说他是肯借钱的，但行为上却做出了相反的诡异举动：他不仅拒绝了借钱的请求，还将手上戴着的价值几十万的红宝石戒指扔到水池里，以证明自己戴的都是假戒指，是真的没钱。因为他此前被敲诈的人借怕了，只好想出这种办法“断尾求生”，天长日久，已经内化为他人格的一部分。当然小说通过其他细节试图暗示，施耐德的病态人格还有着更为久远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的伤痕记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颇具典型的当代人物形象。

　　在看似光鲜的表象下有着惴惴不安的隐忧，这种时代情绪尤为体现在《送别》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科长黄超越与其貌不扬的眼镜厂厂主艾玲的结合，是经过了周密理性算计的结果，两人似乎形成了官商互补的完美搭档。即便如此，艾玲的厂依然会受到流氓化了的居委会主任的勒索，黄超越在家庭中地位日渐下滑，人到中年之际竭力想让妻子到美国生个二胎，然而在送别的时候，却充满了惶恐不安，因为妻子带走了所有的银行卡和金银首饰，他们的未来实在难以预料。《酒桌上》这篇横云断峰的精彩短篇，以酒席上精致入微地细节观察，刻画出流氓化官员与地方生态的群像，部分解释了那种普遍不安感的来源。

　　《住酒店的人》是个颇有症候和自反色彩的文本，41岁的朱麦克“很干净很有型”，是这个时代典型的成功人士，然而这个处处“合适”、自律的人终归是一个生意人，生意已经严重地挤压了他的心灵空间，使他无法进入到与记者佟娅妮的情感之中。他试图在污浊的生意场洁身自好，“从内心里，朱麦克并不认同他们，一般的人，或许只看到他们光彩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朱麦克看到太多他们暗淡的一面，颓废的一面。在朱麦克看来，现在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有能力做成许多大事，相对来说，他们也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经济力量去影响和改造别人。但是，朱麦克并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人格，更没有看到这种力量。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而已”，因而选择大隐于市，离群索居于酒店。但是也因此他除了能够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之外，已经丧失了在现实中与人相处的能力，甚至连柯巴绿那样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柯巴绿与柯巴芽、汤依妮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富二代女孩)也无法打动他。当他突然有一天试图走出封闭的世界，去丽江看望在那里开酒吧的佟娅妮时，也只是远远地观察了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没有面对面接触。只有回到信河街的酒店房间里，放下行李，他不安的心才安静下来。然而，这个新时代的“套中人”的心是否真的能安静下来呢？或者那种安静只是他逃遁的自欺欺人的感受而已？

　　显然，关于浮游人的叙事不能仅仅到此为止，如果只是如此，不过是一幅幅零碎但又具有共通调性的浮世绘。就像孟繁华面对哲贵的作品所发出的疑问：“当哲贵书写这个阶层当下的时候，他有意略去了这个阶层的‘前史’，而他们所有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也与这个‘前史’有关呢？如果哲贵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过去曾经建构起来的历史呢？”这种追问无疑是有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于历史整体进程有一种总体的思考，才能对当下进行透彻的观察，也才会真正摄取那些闪烁不定的面孔并且予以显影，照见出可能性的未来。

　　(本文原刊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