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八月十五是南怀瑾先生的忌日。又是一年中秋节，不由回忆起与南先生的两次见面。

　　那是1992年8月25日，温州市政府组织经贸洽谈团到香港洽谈经贸业务，我作为乐清的代表之一参加。此次去港，我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是代表县政府拜访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并就乐清县政府拟于其翁垟旧宅建造南怀瑾藏书馆之设计草案征求意见。

　　8月27日下午5时，在乐清乐怡大厦建设投资者张定钧先生及其妻女的陪同下，我们前往香港中环都爹利街8号钻石会大厦901室拜访南老先生。一进门，看到的是清雅敞亮的大厅，简单大方的家具，彰显主人非凡的品位。少顷，南老先生飘然而至，他身穿白色本装，不高的个子，斑白的头发，清秀的脸庞，慈眉善目，藏有仙风道骨之气。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亲切而热情，仿佛久别的老朋友。

　　坐定后，我向南老汇报了家乡乐清的发展情况，汇报了县政府计划在其翁垟旧宅建立藏书馆的打算和设计草案。他看了设计草案，很高兴地说：“改革开放好啊。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开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我们乐清过去是一个穷地方，现在发展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南老听说我们到香港来洽谈经贸业务，淳淳引导我们：“作为领导人，头脑要灵活一点，懂一点现代化，懂一点国际贸易，懂一点国际开发的应用。用钱跟用兵两个是一样的，会打仗的人呀，会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我有一千块钱，我要做到十万块钱的生意，才有本领。一毛钱没有却能做事叫本事，不要有一百万还只做三十万的生意，那是最笨的人。”

　　对于在其旧宅建设藏书馆，南老很关切。他说，“藏书馆是需要的，我真正愿意做的事，是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你们这个草案和设想，和我的学生们搞的基本接近，就是担心建成后管理跟不上，没有效果。”因此，南老后来把修缮后的故居捐赠给乐清县政府，定名为“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意为老年人可以在这里照顾、教导儿童，儿童在这里学会侍奉老年人，树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榜样。

　　南老和我们谈得很投缘，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接近晚饭时分，在我的提议下，我们一行分别与南老合影留念。当我们准备起身告辞时，南老很客气，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餐。他说，“我家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你们就在我家吃吧。我们又是老乡，何必客气！”听他这么说，我也觉得恭敬不如从命。一行人就留下来了。

　　南老的餐厅同样很宽敞，中间摆了一张大桌，一起吃饭的人也很多，有他的弟子门生，也有工作人员。我作为贵宾，坐在南老右首位，张定钧一家人紧挨旁边。桌上的饭菜很丰盛，但南老面前只有一小碗番薯粥，他说自己习惯吃番薯粥，这番薯是长年从台湾带来的。

　　饭后，南老又留我们聊天，他同我们谈了家乡一些旧事和他自己早年的事，他对乐清的印象仍很深，偶尔还讲家乡话。时至晚8点半，我们和南老告别，南老很客气地送我们出来，并邀请我在港期间再到他家聊天。

　　一回生，二回熟。9月1日傍晚，我与张定钧夫人和女儿再次到南老家作客。6点多，南老又请我们一起用餐，仍然是一大桌子人，上了6菜1汤，是浙江一带的菜肴，清爽清淡。南老照例只吃两小碗番薯粥。他非常健谈，饭前饭后和我们共谈了3个多小时。谈的内容有乐清的历史、金温铁路建设、自己当兵经历、台港大陆形势、武汉和徐州的战略地位等等。南老的谈话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看问题眼光独到，别出心裁，我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感。我对他席间谈到的两个事例，至今印象深刻。

　　一是他谈到自己当年当兵训话时，因人多场面大，为了让站在后面的兵员听得清楚，往往以双手做喇叭状，再故意拖长声音传递音效，说这样就容易让站在远处的人听清楚。他还现场演示喊：“兄——弟——们——”，让我们零距离感受这种演讲的技巧。

　　二是说武汉和徐州地处中国中部，地理位置显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要优先开发这两个地区。据后来了解，他有一个祖籍武汉的弟子叫萧政之，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受南老的影响于1992年首度回到祖国大陆后，其后十余年间往返武汉台湾上百次，充任两地经贸红娘，促成了台湾多家大公司到武汉投资。

　　9月7日中午，南老委托张定钧先生的太太和女儿送给我一本《金刚经说什么》签名本。从此以后，我开始收集他的著作，并经常翻阅，给我的工作和人生带来很大的帮助。

　　2001年7月8日，我从澳大利亚考察回来途经香港，专门去南老的办公室拜访，但未遇。事后，他特地书函一封，对因故未予接待我表示歉意，称此间因事经常去海外走动。南老这种平易近人和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我和南老此后虽然不再有谋面，但我在心里经常惦念着他。后来，南老又委托弟子给我带了一套台湾出版的个人著述，鼓励我多读书，让我终生难忘。

　　(本文作者曾任乐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乐清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