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温州有许多文学大家，如夏承焘、王季思、郑振铎、赵瑞蕻、琦君……林斤澜先生和唐湜先生，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两颗星星。
林斤澜生于1923年，唐湜比林斤澜大三岁，1920。林斤澜父亲创办沧河小学，当了几十年的校长，唐湜父亲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校长。林斤澜小学和初中各跳一次级，在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林斤澜和唐湜是同学，唐湜比林斤澜高一年。他们互相认识。林斤澜13岁在学校发表第一篇作品：《新路》。次年抗战爆发，山河震荡，金鼓连天、风石火球、热血化雾的时候到了。林斤澜毅然到平阳山门，进入粟裕当校长的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
后来进入地下党，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重庆受阻。在重庆，他曾给远在新疆的茅盾写信，要求赴疆读书，茅盾回信叫他就近入读。1946年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却在“二·二八”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出生入死，痛不欲生。
有一个事情非常触目。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都曾进入另册。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鸣放”期间，开会时，北京市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赵坚，当面把一封信推给林斤澜。林斤澜见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几乎所有人都被审查过，审查全是例行公事，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做政治事件了！田家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林斤澜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对赵坚这个时刻递来这样一封信感到头疼。两派斗争，林斤澜决不参与。林斤澜把信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而唐湜却倒了霉。那是他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杜高说：“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后来赵寻回国，形势变化，后果可想而知。
有两句看似平常的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走万里路，实际上是说作家的经历、经验、经受。唐湜“读万卷书”恐怕是有了。他读完高中，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46年他在上海认识了杭约赫和陈敬容，后来参与《诗创造》的一些编辑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杭州。“走万里路”恐怕就不够了。他涉世不深，对世人、对世界的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他的世界里有正义，但更多的是艺术，他纯粹是个艺术人。林斤澜和唐湜，个性不同，人生道路不同，都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
林斤澜的写作是从1950年开始的，先写剧本，后改为写小说。《台湾姑娘》是他的成名作。即使是成名作，现在看起来只是比别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艺术一些，不能和他1978年以后的作品相比。
在漫长的岁月里，林斤澜没有写作。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中写到林斤澜：“他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
杨沫的一生，是“革命加文学”的一生。她视写作如生命，她要写。她写《青春之歌》下部《东方欲晓》，至1975年1月初稿完成。后来也出版，我也买了，但没有艺术价值，根本读不下去。“清规戒律”在那里，框框多，许多东西不能写，怎么写得好？好比一个人带着镣铐，怎么跳舞？
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泥土开花，万物鲜朗。林斤澜复苏，唐湜从“地下”(他在痛楚岁月里偷偷写了历史诗《海陵王》，我想起老舍，他也偷偷写他的《正红旗下》)转入“地上”，他们大展身手，才有了后来的文学成就。
刘心武说，1978年，他在《十月》杂志，到林斤澜家约稿。林斤澜女儿准备高考，用写字桌。林斤澜坐在小板凳上，稿纸铺在椅子上，就这样写，写着小说《阳台》。我想起列宾的画《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书斋里》，托尔斯泰一条腿盘着写，但写作条件比林斤澜还要好。写作条件对林斤澜并不重要。作家能够自由写作了，就是小鸟飞入了天空。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就是写故乡温州的改革开放的。矮凳桥的原型就是永嘉桥头。里头的《溪鳗》《李地》是短篇杰作。而小说集《十年十癔》更多的是审丑，把溅血的天幕撕开来给人看，惊世警世。他的《门》是抽象小说，时空隧道，世象人间，变形荒诞……刘心武读罢，立打电话，佩服佩服……
唐湜和辛笛、陈敬容、唐祈、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这些诗人，前个世纪四十年代都已出名，现在又从地沟里爬出，拾起了笔。他们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1981年，他们出版了《九叶集》，“九叶派”从此诞生。九叶派中，唐湜是新时期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他不仅是诗人，而且是最重要的诗评家之一(他还是最早评论汪曾祺的人)。除《海陵王》之外，还出版《飞扬的歌》《九叶集》(合作)《遐思诗之美》《霞楼梦笛》《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十四行》《英雄的草原》，出版评论《意度集》《新意度集》《翠羽集》和论文集《民族戏曲散论》等。
唐湜先生是不朽的。
2003年10月，温州政府邀请林斤澜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林斤澜9日抵温，即让我安排个时间，去看看唐湜。我说“廿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座谈会”11月3日在温州举行，你会碰到唐湜的。林斤澜说先去看看。唐湜住在花柳塘发臭的河边三楼，二楼有垃圾道，垃圾道口有人写着“在此小便，老太狗生”，再上一楼，就到了。他的家东西无窗，很是昏暗。唐湜的家门已洞开，不料唐湜已坐在门内的藤椅上了，看来是等了好一会儿了。他一见林斤澜，放在膝盖上的手跳弹了一下。他有些兴奋。林斤澜进门，立即搀唐湜起身入内，说“门头太冷，门头太冷”。唐湜蹒跚着一步一步地挪，咕噜说“腿不方便，腿不方便”。走到书房兼卧室，坐下，唐湜好一阵没说什么话。林斤澜自我介绍这一次回温的行止，又问唐湜的岁数。唐湜想了大半天，最后还是他夫人来解答。
“他们都要来了，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林斤澜说。唐湜说：“牛汉……老朋友。”又微笑着，说了一句令林斤澜莫名其妙的话：“周扬这老兄。”我的理解大约是说，周扬打胡风，往下一层一层牵连到他。或者是对文坛冤案的总的感慨。林斤澜问：“九叶还有几叶？”唐湜答道：“一个我……”他在那里想。我帮他想出来，对他说：“四个，你，辛笛，郑敏，袁可嘉。”唐湜才憨厚又难为情似地笑起来。林斤澜又问：“你还看书吗？”唐湜说：“少，少，用放大镜。电视有看……”然后又补充一句：“我一听京戏就发抖。”林斤澜一愣：“哦？”唐湜说：“激动，激动。”当年他在北京编辑《戏剧报》，接触最多当是京剧，喜剧悲剧，大难落头，“苏三起解”，人变成鬼，一生痛楚……
唐湜的发抖，理由充足。
告别的时候，唐湜执意要送林斤澜。他的腿实在不方便，可林斤澜按捺不住他。走到门口，他夫人说：“可以了，好了好了。外面墨黑。”他才止了步。
隔年，唐湜先生逝世。2009年，林斤澜先生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