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能正常说话时，

　　我需要友谊，爱情，和一切好的享受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

　　好听的音乐使我上升，爱人如己。

　　沈从文是著名小说家、学者，一生不以诗名。但他是从写诗进入文学的，一度被视为新月派，后因诗化小说而成名，还写过许多诗歌评论。1949年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却写了很多旧体诗，并称这是“第三次改业”。

　　可以说，诗陪伴了沈从文一生，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很少想过发表它们(本集中40%的作品生前未发表)，所以诗中的沈从文更随意、更放松，也更任性。其结果好坏参半：从坏的方面说，有些诗缺乏锤炼，不太像诗，且有模仿、追随痕迹，艺术成就不高；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更真实地反映了沈从文的心路历程。

　　感谢张新颖先生编成这本《沈从文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不尽相同的沈从文——以浪漫为开始，以讽喻为终结。

　　　靠写伪歌谣踏入诗坛

　　1924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常去北大旁听。受北大歌谣运动影响，开始收集家乡民谣，据说有2000多首。1926年时，精选其中41首，编成《筸(音同干)人谣曲》(沈从文的老家原名镇筸，1913年改名凤凰)，在《晨报副刊》上发表。

　　在此基础上，沈从文写了几首白话诗，在形式上全力模仿了当时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质朴、激情、活力、口语化等。故意加入一些山区青年男女间的风话，以示人性解放。

　　歌谣运动的假设是：传统文学已走到尽头，必须全面推倒，再从民间找到有生命力的“养分”，重建文学传统。

　　这里包含了几个典型的误会：

　　首先，民间真有养分吗？这个养分是什么？

　　其次，有了养分，就能重建文学传统吗？如果这么容易，此前为何没建？

　　其三，谁来重建？如果建错了怎么办？

　　从结果看，当时的所谓“到民间去”其实是精英阶层屡遭挫折后，面对时代困局，集体丧失自信，只好寄望于他们不太了解的“基层民众”。使新文学滑入反向认同的死胡同中——知道什么是错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欧洲文艺复兴以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替代拉丁语为表征，民间文学勃兴，这被误认为是“学习榜样”，有了这两重误读，文学遂脱离民众，成了由大学校园、文学杂志建构出的小圈子玩物。在人人写伪民谣的当时，沈从文的诗虽非佳作，却最像真民谣。这可算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作为文学新人，沈从文初期未受重视，他给《晨报副镌》投了几十篇稿，始终无反响。

　　亲戚黄镜铭曾对沈从文说：“(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和教授)不是死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好在，新月派及时发现了沈从文。

　　　模仿过一段新月派

　　沈从文算不算新月派，一直有争议。巴金曾说：“新月派很赏识沈从文，但沈从文并不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新月派。”但新月派诗人饶孟侃在上世纪50年代曾私下说：“徐志摩很看重沈从文的才气，但是说真心话，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总觉得沈从文学识低俗。”

　　从沈从文早期诗作看，新月派喜欢他是有道理的。

　　当时新派诗人都强调“内韵律”，即自由体诗在表达上应有内在原则。沈从文后来曾撰文称，自己的文章是一种“情绪的体操”，可以“凝聚成深潭，平铺成湖泊”。但沈从文主张语言节制，不喜欢“夸大豪放，缺少节制，单纯地反复叫喊”，认为时代太浮躁，致“专以从事喊叫为诗人的事出现”。

　　沈从文主张诗要和谐，所谓“一首诗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与姿态，具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这与新月派主张的“客观的抒情诗”完全契合。

　　虽然相关诗论都是沈从文成名后才写出的，但他个性独立，易与自由主义发生共鸣，靠近新月派绝非怪事。恰好新月派也需要一个传奇，从小学毕业生(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中也能提拔出一位大师来，足以证明自己的艺术主张正确。

　　与徐志摩接触不久，沈从文也开始写爱情诗，进入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沈从文模仿过周作人、于赓虞等，代表作是《我喜欢你》：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

　　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有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这首诗共三节，每节之间无关联，采用了周作人的代表作《小河》的结构。徐志摩同时期完成的《到坟墓的路》，“新月气息”更重。显然，它是对法国诗的粗糙模仿，可这种形而上的怪诗很难被本土读者认可。

　　历经沧桑诗遂工

　　徐志摩称沈从文的作品是“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沈巨大支持。徐志摩担任《晨报副镌》主编后，大量发表沈从文的诗歌和散文，最多时，一个月发了三篇沈从文的稿。

　　1931年，陈梦家编辑《新月诗选》时，在徐志摩全力推荐下，收入沈从文七首作品，超过闻一多。沈从文曾说：“(如果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沈从文和徐志摩都没意识到，他们所依赖的文学共同体太脆弱，仅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对抗外来文化冲击，国民政府试图将北平打造成“文化城”，斥资在北京开设了一些大学、研究机构，使少数文人衣食无忧。结果加大了教授、研究员间的竞争。

　　沈从文学历低，很难在圈子中站稳脚跟。但环境越逼仄，沈从文的诗与自我感受的距离越近，它不再服从新月派的美学要求，不再模仿“优秀作品”。

　　在整个《沈从文诗集》中，最喜欢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比如写于1935年的《北京》。全诗最后一句是“莫追询，历史上的事谁也说不准”，有直击灵魂的沉痛。这标志着，沈从文从早年的自信与乐观(想“造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转向深深的迷茫。

　　沈从文的这份迷茫有共同性，正如伟大诗人穆旦写下的名句：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梦想破灭后该怎么办

　　带着理想上路，换来的却是遍体鳞伤，回看梦想时，已不知它落在哪里。而没有理想，人生便成了苟活。

　　1949年后，沈从文改写旧体诗，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这些作品有时充满激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有时又充满怀疑，不断自责。沈从文的旧体诗写得一般，但传统格律给他以最后的形式感。

　　沈从文不赞同直抒胸臆，他曾说：“那些写得出充满了热情的作品的人，都并不是自己头晕的人。一个作家必需使思想澄清，观察一切体会一切方不至于十分差误……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的作品高于一切作品。”

　　1972年，沈从文回京，写下《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

　　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

　　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寻。

　　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

　　诗中饱含着自我嘲讽的意味，竟有遗老之风。与写于1975年的《高知赞》中“天才世上少，聪明人尽多。脸白有福相，心灵似八哥”对读，令人唏嘘。可知沈从文依然是沈从文，即使退到旧体诗的领域中，他仍然如此才华逼人。

　　“时遇共寂寞，生涯同苦辛。”捧着这本薄薄的诗集，读出的分明是一代人曾经的沉重。面对这些生命之诗，唯有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