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左翼文学创作中，曾有论者总结出一个“革命+恋爱”的公式。在早期的革命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互动关系，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构模式，并逐渐凝固为一种创作定式。当时评家称其为“公式”，即是出于对革命文学套路化的警惕。而在近年来的乡村书写热潮中，似乎也存在着一个“故乡+故事”的公式。仅从近三年内出版的虚构文学类书籍来看，就有不少小说集以《XXX故事》、《XXX故事集》、《XXX伤心故事集》的方式命名。其中的“XXX”，往往是一个具体的，或者是具有明确原型的地名，某村某乡或某镇。这种“地名+故事”的命名模式，固然包含了出版者的商业考虑，但也由此可以看到当下创作中的一种趋向。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场域内，“故乡+故事”书写模式的浮现，应该追溯至80年代初，以及随后被称为“寻根”的文化潮流。马尔克斯、福克纳和沈从文，则被追认为这股大潮的三个源头。像他们一样书写“邮票一样大小的地方”（福克纳语），并且由此建构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世界，曾是一代作家在心中绘制的美丽而且光明的蓝图，并且由此返身“发现”了自己的故乡。今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时对于故乡的发现，除去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层面的动机，特定时期的民族国家想象，也是这一潮流得以发生的关键要素。而在这种想象的现实层面，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仿佛一种蝴蝶效应，带给中国的年轻作家（以“50后”为中心）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因此，尽管在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贾平凹这些所谓的“寻根”作家内部，对于故乡的理解，对于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态度都不尽相同，但在80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氛围中，这些纵横交错的国族想象，裹挟着马尔克斯们带来的创作模式，共同汇入“寻根”的主潮，构成了他们想象中国的方法。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想象和书写方式的发生学，那就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在“寻根”潮流风起云涌的当口，这个逻辑表达式可以被拆分为两个部分：少数民族（或是原始、荒蛮、偏僻的边缘地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就是全世界的。以至于李泽厚当时就曾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是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两点祝愿》）但无论如何，为寻根文学的发生提供支撑的，是一个想象中的二级象征系统：故乡——中国——世界。也就是说，特定地域的历史，是民族历史的提喻；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是全部世界（有时特指第三世界）乃至人类历史的提喻。在这种想象的延长线上，我们看到了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李锐的吕梁山、乌热尔图的鄂温克地区。如果联系前面述及的时代精神口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当是其中最突出也最彻底的代表。一方面，在“发现”高密东北乡之后，莫言也找到了他的精神原点。由此他打开了一道道闸门，在古/今、内/外、实事/幻想、方志野史/官方叙事中自由出入，讲故事的腔调仿佛君临天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得以尽情释放。另一方面，莫言2012年斩获诺贝尔奖，以及授奖词中“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赞誉，总算终结了国人数十年来的诺奖焦虑，也可以视为“故乡+故事”模式的开花结果。说句玩笑话，同样是在80年代以“走向世界”为目标，中国文学与中国足球（男足）相比，总归不负众望，终也得偿所愿。 但我更想说的是，这种“故乡+故事”的公式，连同背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思想逻辑，应该随着莫言的获奖告一段落，甚或在更早的时候就该终结，并在已经变换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反思式的清理和检视。首先，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有关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观点，这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书写具有民族特色的故事，进而获得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格，乃至被“世界”认可的思路，本身就隐含着重重矛盾。即使我们跳出所谓后殖民的理论窠臼，仅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来看，这种意义上的乡土书写，也有其瑕瑜互见的两面性。正如一位青年研究者指出的：“在中国文学世界，村庄一直是具有寓言倾向和隐喻意义的原型意象。对寓言性和隐喻性的长期追逐，使得一些乡土文学反而呈现不出真实的农村和农民生活，成了没有乡村主体的乡土写作。”（项静《“新乡土”写作的新格局》）时至今日，认为书写一村一镇的故事就是书写中国故事，而书写中国故事本身就有自足的合法性和先进性，这种懒惰、消极而又故步自封的创作观念，已经不再能够为今天的文学及其读者提供任何。更为重要的是，从80年代至今的近四十年间，与乡土有关的社会生活业已发生诸多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不仅是指中国大陆语境下加速展开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激烈错动，同时也应该从全球视野和世界秩序的角度加以观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出版于1990年代的《极端的年代》中就曾指出，在80年代，全球范围内只有三大地区，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它们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80年代已是如此，何况到如今，古人所谓的沧海桑田，已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进一步说，从世界史的视野看，今天我们仍在讨论和书写的乡村，已然是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中的一座孤岛。 我不想被误解。以上提出“故乡+故事”的公式，并不是说今天真诚书写乡村的创作者，观念上仍旧停留在“寻根”的阶段，而在实践中又一味地复制和模仿；也并不是说由于社会语境的转换，“故乡”就变成了不可触碰的题材禁区。我所反对的，只是缺乏自省意识的自动化写作，以及“为赋乡词强说愁”的作伪和滥情。或者说，我反对的是将“乡土”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加以接受，并且有意无意将其神圣化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故乡”本身什么都不是，书写故乡事也并不直接等于落地生根。恰恰相反，面对错综复杂的城乡关系与乡村秩序，特别需要写作者自觉、独立、系统的总体性思考，而不是因袭旧路，以某种失效的方式将“故乡”与“故事”拼贴在一起。在乡土书写的意义上，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寻根”，重新发现“故乡”并且追寻它的根源所在，从而在斗转星移之后，为故乡及其故事的存在，寻找社会、文化、美学的扎实的根据。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书写故乡之事，路径大抵是或真或幻两种——“真”指具体的地理空间，以及相关的地域文化因素，包括器物、住宅、饮食、衣着、方言、风俗、人际交往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等诸多方面；“幻”则指在此基础上的虚构和想象。我曾在《“脱裤子”的还乡故事》一文中指出，“还乡”的故事有多种讲法，“到乡翻似烂柯人”是一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一种，苏秦、项羽、花木兰般的“衣锦还乡”亦是一种。今人讲述故乡之事，当然更能翻空易奇，方寸之间生出无限变化。但是归根结底，不管是真是幻，还是亦真亦幻，上述种种地域性元素，都需要在不断变换的时空坐标系中予以安置，才能抵达今生今世今时今刻的活着的乡村。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将“故乡”视为起点还是归宿，实体还是象征，往昔时代的幻影还是都市生活的镜像，由“故乡”所衍生的一切起兴、讲述、颂赞、凭吊、捍卫、攻击，都需要重新锚定对象，才不至于沦为一种时代错乱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