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他自己都无奈地表示“2013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正如作家苏童所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 但也正如莫言所讲的那样：“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几年后，莫言以作品正式回归公众视野。2017年，莫言发表散文《马的眼镜》，他在文中披露了他文学领地的缘起与师承，随后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小说、诗歌和剧本，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展现了自己在散文、诗歌、剧本等不同文学体裁上的独特魅力。载于2017年第9期《人民文学》文学剧本《锦衣》让人眼前一亮，诗歌《七星曜我》《鲸海红叶歌》《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也于2017、2018年刊发于几个知名文学刊物。2019年末，莫言的新作诗体小说《饺子歌》发表于《北京文学》，全文以诗歌形式写就，共计五百多行。今年，莫言又创作了长诗《东瀛长歌行》。 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小说作品，如2017年5月发表于《收获》的《故乡人事》（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2017年《人民文学》11期刊发的《天下太平》，2018年1月发表于《十月》的《等待摩西》，2019年于《上海文学》连载的笔记体小说《一斗阁笔记》等。“讲故事的人”回来了，大家普遍认为，莫言依然是读者熟悉的那个莫言，但同时又带给我们陌生全新的阅读体验。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像福克纳书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已然成了文学地标的高密东北乡，也不过是莫言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构筑的文学幻境。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作《晚熟的人》中，汇集了他创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乡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当下，融入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十二个故事篇幅紧凑，却各有曲直，新鲜的、骁勇的、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应时而变”的人物，他们像是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人，健步如飞，从小说的这头一直奔跑到小说的那一头。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晚熟的人》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阅读莫言总是刺激的，他的小说世界立体而完整，最终的结果总让我们大惊失色。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诺奖”归来的莫言一直在进行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充满了强劲的创作力量，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和研究者们宽泛的探讨和研究空间。莫言打破了“诺奖魔咒”吗？看了这本《晚熟的人》，相信每个人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