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农村长大，骨子里是个乡下人。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走出村子，到十几公里外的城郊念高中，从此进了城。城市给了我太多教训，但我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再也无法说自己是农村人。尽管如此，我非常珍视自己身上的“土气”，总怕弄丢它。“土气”让我更真实，让我在城市中生活时不至于委身于虚伪。

　　少年时代，城市对我来说非常遥远。城市第一次对我造成冲击，是我看到城里的学校里居然铺了地板砖，而不是泥地，我当时大吃一惊。我的同龄人穿着袜子和球鞋走来走去，而我穿着拖鞋，走在人群里像个错别字。

　　我在城里提笔写的第一篇作文，全是关于农村的事，农村的物，农村的家，语文老师给了我很大的表扬。从此我发现自己的脑袋简直是个斑斓的仓库，存满了各种草树怪事，各种星辰萤火虫。我开始在作文本里写它们，后来我在小说里写它们。我确实像个蜘蛛侠，从一个原点开始编织我的故事，从最初的半步村，到碧河镇，再到东州市和美人城。应该说，这符合我个人的生活轨迹，我就是这样一步步从农村走向城市。我想这也跟我们这代许多人的个体经验是一致的。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城镇化的发展让许多在农村长大的人开始进入城市生活，他们刚好见证了这个时代。从过去到未来，从农村到城市，我要书写的就是他们，而“他们”中也包括了我。农民进城，开始都活得像错别字，慢慢地他们“改正”了自己，融入了城市建设的篇章中，成为一个标点，甚至卑微得像个笔画。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在变大，吞食了周边的乡镇。一座城市给人们的概念和印象，也在渐渐吞食区县乡镇。比如我出生的小镇原来属于潮安县，“潮安”是一个比“潮州市”更为具体的地名。小时候我到邻市乡下亲戚家做客，那里的人记不住我的名字，但根据我说话的口音，叫我“潮安弟”。但后来我再去时，他们说我是“潮州来的”，已经不提潮安了。在农耕时代，潮安作为一个县，代表了具体的土地和农产品，而全民务工时代，由一个城市来代表即可。

　　这样的个人经验，我无法证明与其他人是否相似，但我想，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再由小城市聚集到大城市，背井离乡的人们，一定是以城市代指自己的故乡，而无法具体到县区和乡镇。从现在作家发表作品时所附带的简介也大概可以得到一点佐证，大部分作者介绍自己都会提到生于某省某市，再往下则意义不大；而在古代，韩昌黎、王临川、杜少陵，这些被镶嵌进名字里的地名，则是更为具体的“小地方”。

　　无名的乡村被统称为某一个城市。大概所有力量的汇聚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更多的人带着具体的地名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城市，然后变成同一个名字，或者说，变成“无名”。

　　交流的频繁也在加剧这种“无名化”。有一次我和一个来自荷兰的青年作家对谈，开场我就感谢了他，我说因为他的到来，我从一个广东作家突然升级成为一个中国作家，虽然我连我老家的村子都代表不了。

　　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出生地潮州是个小城市，是我坐了一夜的大巴来到广州之后。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到广州姨妈家做客，她家住在白云区，她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广州。我内心一惊，以为来错地方，后来才慢慢弄清楚了，在我眼中白云区已经是广州，但在我的姨妈眼中，广州市区被一个看不见的曲面所包裹，有更为具体的区域。

　　高中的某个暑假，我终于有机会在广州市区见识大城市，那是一个亲戚委派给我的差事：帮忙看西瓜摊子。卖西瓜的摊子在大楼的架空层，一个临时用于停车的地方。这栋大楼位于当时还不太繁华的林和西路，每天晚上我睡在路边，在狂奔的汽车轮胎声中入睡，总梦见自己被车轮轧过去。某天清晨我从梦中惊醒，看到一队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向我走来，睡眼蒙眬中我以为自己真的到了天堂。慢慢我才看清楚，她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走向架空层另一侧的墙壁，在那里练习俯卧撑。我见她们做俯卧撑的时候不是手掌撑地，而是五指撑墙，像在练习九阴白骨爪。我心里好奇，鼓起勇气跟一个正在揉红肿指关节的姐姐搭讪，聊聊才知道，她们这是在练指力，这样沐足的时候才有力气。我内心顿时深感敬佩，果然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在大城市里，连帮人家洗脚都这么讲究。几年前看过一个报道称，沐足行业的整个产值早就超过我所在的图书出版业，不禁哑然失笑，心中叹息，人家果然还是要专业一些。

　　二

　　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对农村和土地的执念，我跟自己说，既然要到城里工作，那么应该找一个“城里的乡村”。就这样，我来到东莞的松山湖，这个地方非常符合我的想象，地处东莞城市的腹地，围着一个叫松木山水库的湖建了一个科技园区。这一规划现在看应该说非常有远见，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高新区，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科技企业进驻，让松山湖成为整座城市的心脏。但我二〇〇五年来这里的一所学校面试时，周围都是泥土，树木刚栽种下去，地上的草皮刚铺上还没有长起来，一切看起来就像农村。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导航这些玩意，很多司机在松山湖迷路，到了夜里，整个松山湖一片漆黑，虫鸣声声，如果偶尔升起一轮明月，那简直就是童年的景象了。

　　我在松山湖边上工作生活了八年，每天教书、读书、写作，跟同事喝着小酒谈古今中外作家，现在想想，那段岁月如同隐居。所以当别人问我对东莞的感受如何时，我才发现我其实对这座世界工厂所知甚少，我的同事除了少数本地人，多数都是外地人，再有就是家长，接触得最多的是我的学生，不过他们都是孩子。进一步了解又发现，所谓的本地人，其实也有许多本来也是外地人，比如学生的家长很多也是新莞人，孩子的东莞话讲得比他们好。

　　至此，我明白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已经足够，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已经是这座城市的缩影。东莞这样一座世界工厂，它的外来人口远远高于本地人口，这就是这座城市的主要特征。所以，在松山湖畔，我开始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时，除了时时反顾，将目光聚焦在记忆中的潮州老家，那个有河流穿过的村庄之外，我做得最多的是文化元素的移植，以此来对应我所面对的“城市移民”。我虚构了以半步村为原点的碧河世界，但并非故乡事物的一一对应，只是取材岭南的文化元素。比如我笔下的“东州市”，就可以看作是我生活过的东莞、潮州、广州这三座城市的合集，“东州”这两个字就取了这三座城市名字中的公约数。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很多人的迁徙，许多人也会因此失去了故乡。所以构建一个精神的故乡才显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故乡经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何以为我”。每个作家的写作，必然带上他生活经验的烙印，这也是一个作家独有的写作资源。当下信息洪流涌动，但每个人所接触的信息都非常同质化，个人经验的开发就显得非常珍贵，因为这是写作独特性和辨识度的根源。只有将个人的经验开发好，优化利用，才可能打通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

　　那么，一个作家应该如何看待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成为一个大问题。应该认识到，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是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形态，城乡对立的思想早应该被抛弃，当下的生活，没有绝对的城乡之别，只有中心和边缘的相互渗透。就我生活的广东而言，又不得不考虑人口迁徙所带来的多元和复杂。广东是人口输入大省，每个异乡人都会带着故乡的记忆，城市里的记忆成为故乡记忆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很可能没有任何交集，这就是城市人的孤独。城市制造了一个曲面，像一个凸透镜聚焦了所有的光。比如在广东，珠三角的繁荣吸引了诸多目光，容易让人忘记粤东西北的广大区域基本是乡村和小镇构成的。而繁华的都市里，也不乏城中村，许多人在其中讨生活。作家需要看到城市中的农村，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将视线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是我们要重新去认识今天的农村，它不是田园牧歌的想象，而是渗透在城市里每个人身边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一种形态。比如很多人家里的保姆可能就是农民，菜市场卖菜的大叔随时可以变成农民；再比如一个快递送到你手中，这一般被认为是都市的生活方式，但是它的转运常常是在城中村完成的，可能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完成了包装，他内心正在盘算着何时赚到足够的钱就回老家建房子。所以，当下的农村需要被重新审视，一个作家如果无视农村，应该是巨大的损失；当下的城市也需要被重新审视，不能再以一种基于物欲的想象去理解城市生活，那得到的只能是电视上的泡沫剧。

　　三

　　二〇一七年我到北京读书，终于在北方见识了鲜明的四季，见识了落叶和飘雪，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是难得的经历。对我而言，远离故乡，远离南方，也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南方的丰饶和可爱，这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书写。北方开阔，南方灵动，地理气候对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记忆中的南方风物多元而驳杂，我也更理解南方城市的气象和韵致。有了北方的坐标，我能够更好地想象南方。

　　天气好的时候，我试过骑着共享单车在北京城里转悠，这是观察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我跟一些在北京工作的朋友聊过，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大部分由地铁站组成：朝阳门、积水潭、三元桥、十里堡……地铁站以外的地方，他们所知甚少。我慢慢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如此，除了工作和生活每天必须到达的地方，地铁站以外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片模糊。

　　由此可以给出一种理解，当我们面对一座城市的时候，其实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曲面将城市分为不同的空间，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共同构成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认识和想象。在这些交错的曲面中，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想象分泌出不同的文学：一些作家会写澡堂子和乒乓球馆，另一些作家会写指甲油和高脚杯；一些作家会写进城保姆和下岗工人，另一些作家会写小三争宠和金融惨案。如果走近一点，也会发现这些作品之中也存在看不见的曲面，城市生活在其中涌动，关乎永恒的文学品质在其中潜伏，而所有的作家都站在曲面上，希望像《红楼梦》那样在烦琐世俗的生活陈述中抵达永恒之境。

　　人群聚集的城市，让故事从乡野中集中过来，由此也加深了故事的密度。真正意义的乡村（作为诗的部分）正在消亡，或者说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存在。未来要探寻纯粹的乡村，大概只能通过技术还原，就如高分美剧《西部世界》中所展现的乡村小镇生活场景，不过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游戏世界。而在另一部电视剧《相对宇宙》中，一座城市被分裂为两个世界，这里面既有历史的隐喻，也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日渐破碎的投影。影视中未来世界的城市图景，暗示了文学或将走向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