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岳麓书院外景。 森林 摄

　　书院兴盛于宋代，是中华文化一个独特而耀眼的标识。千余年来，不知经历了几多兴废、几许变迁。其中，有一座在历史的风浪中屡遇劫难而不断重生，历经千年而书声依旧的书院，那就是地处麓山之下、湘水之畔的岳麓书院。回望苍茫的历史烟云，这座书院何以能传承千载而弦歌不辍？这蕴含了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基因密码，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探寻和思索。

　　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洞庭以南曾是荆楚蛮荒之地。唐末五代战乱纷起，文脉衰微，风化陵夷，智璿等僧在麓山结庐兴学，为湖湘文化的兴起亮起了一盏微灯。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应士民之请在此基础上创建书院，为湖湘学子修养心性、研摩学问开辟一处清幽之境。在山长周式的主持下，岳麓书院人文初起，“教授数百人”。

　　大中祥符八年，周式以“义行”受宋真宗召见，并获赐国子监主簿之职，后毅然回归这片灵山秀水间继续传道授业。宋真宗感其弘扬儒学的决心和毅力，赐御书牌匾、对衣鞍马及内府书籍等，一时间岳麓之名耸动海内，“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虽与应天、嵩阳等书院齐名，却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史籍上鲜有鸿儒硕学的记载。时至南宋，文脉南移，湖湘大地有风云际会之象，岳麓随之文教大盛。大儒张轼在此潜心多年讲经授徒，为这座学府打下深厚根基，逐渐形成以传道济民为价值导向的经世致用学风，并为南宋王朝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济世之才，如彭龟年、胡大时、吴儆、游九言、游九功、吴猎、赵方、陈琦等。

　　清朝康熙年间，山长王文清将“不可闲谈废时”和“通晓时务物理”写入学规，又作劝学歌曰“人求多闻，时维建事。治事有斋，苏湖之制。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乾隆年间，山长罗典践行“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学理念；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院内创设“湘水校经堂”，以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

　　正是在这一学风的熏陶下，晚清以降从岳麓书院走出一大批名儒大吏，如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擎天柱石。

　　时至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面前，儒家的经世致用和道德修养显得笨拙不堪，如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直接关涉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为此，湖湘士子在苦苦求索，岳麓书院也在顺应时变。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高高悬挂在原岳麓书院讲堂的门檐之上，在教育理念上实现了从传统实学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为心心念念传道济民的湖湘士子在与“欧风美雨”的较量中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点。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终于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

　　近百年来，岳麓书院就是这样通过培育人才一次次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杰出代表的身上展现出强大的文化活力。

　　从“道南正脉”到中西贯通

　　岳麓书院不仅秉持传道济民的价值追求、讲求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坚持科学求实的探索精神，也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学术殿堂。纵观千年，一部岳麓书院史就是在思想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历史。

　　南宋乾道三年，朱熹不远千里前来与张轼切磋学问，开创了岳麓书院自由讲学的学术传统，在思想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据史籍记载，当时前来听讲者甚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此次会讲中，朱张互有思想启发，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30年后，朱熹安抚湖南，亦时常亲临授课，让岳麓书院再现闻者影从的盛况。

　　山因院盛，道以人传。岳麓书院同时得到朱张两位大儒的垂青，从而在理学上具有颇高的地位。无怪乎，崇尚理学的康熙帝和乾隆帝会给予其极高的赞誉，先后赐以“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以示褒奖。

　　宋代理学大兴，张轼持论公允、不偏一说，因而与同时代的众多大儒交往甚密。这一学术品格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诚邀朱熹来湘会讲，更是为后世树立了开门讲学的典范。其后，历代皆有来访大儒登坛讲学，南宋有陈傅良、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元代有吴澄，明代有李东阳、王守仁、季本、罗洪先、邹元标、高世泰，清代有毕沅、吴大澂等，可谓灿若群星、光彩耀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众大儒的到来为岳麓书院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留下一段又一段学术传奇。正是因为与其他思想不断交流碰撞，岳麓书院才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在学术交流中有如此博大的襟怀，岳麓书院才始终为文人学士所景仰。

　　不过，当西学借助枪炮闯入国门后，在这场从未有过的文化较量中，岳麓书院一度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但也尽力按照自身学术轨迹在向前迈进。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鉴于时势“提倡新学”，在书院课程中“添设算学、译学”。

　　之后，在清末学制改革大潮中，岳麓书院完成了从旧式书院向近代学校的大转变，与曾经针锋相对的时务学堂合为湖南高等学堂，走上“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贯通中西学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并撤分合，终成湖南大学今日之规模。

　　从“整齐严肃”到救国救民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君忧民是士大夫的政治人格和立身之本，也是岳麓书院的传承之道。朱熹会讲书院时，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并刻石立于讲堂，成为岳麓学子修身立德的规范。而后，乾隆年间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年间山长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四字，是在正心诚意上提出的更高要求。

　　自宋迄清，历代大儒对学子人格的反复讲求，塑造了岳麓书院浓厚的忠君卫道、崇尚名节的凛然正气。在一次次历史关口上，岳麓师生表现得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进攻长沙，岳麓师生在抗金的同时依旧不废学业，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张轼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从来就抱定与金“誓不言和”的坚定信念。在他的教导和感染下，岳麓书院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

　　当元军围攻长沙时，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慷慨悲壮。岳麓师生披坚执锐，“乘城共守”，大多战死城中，为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血红的底色。书院虽毁，但浩气长存。史料记载，200年后，潭人“道其事，犹慷慨泣下”。

　　明清之际，再遇天崩地裂，书院山长吴道行绝食而亡；学子王夫之决意抗清，历九死犹未悔，后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担当，隐居山林著书立说，誓为华夏留存精神火种。

　　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接踵并至，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当广大穷苦民众起来抗争、欲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时，以肄业于岳麓书院的官绅为核心的湘军集团，却以蛮劲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好在，这群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官绅在面对内外危局时没有止步于忠君卫道，而是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是这一群体对忠君卫道传统的血祭和诀别；而后，唐才常、沈荩组建自立军，欲图以起义方式推行变法主张，则是这一群体在旧观念碰壁后对新道路的勇敢探索。他们的牺牲让爱国爱民的观念得以超越旧式的忠君卫道，实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重塑。

　　自此之后，湖湘大地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者，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革命道路，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由此，中华文化展现出力量、获得了新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古老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得以显现永恒的魅力。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以独有的豪迈姿态从历史中走来，创造了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千年传奇，其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兼容并蓄的学术气度、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直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总之，深切感受这座千年学府的思想脉搏，深刻体悟中华文脉的历史传承，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相信，在中华民族阔步走向伟大复兴、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新时代学子必将继承先辈的志向和事业，做出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的伟大成就。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