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和几位朋友驱车在中国西部的土地上漫游。说是漫游，其实就是要经常忍受数个小时连绵不断的戈壁、荒野和沙漠。祖国辽阔，那久久不变、似乎被凝固于一隅的风景让人疲倦，甚至绝望。为了避免司机开车时犯困，我们轮流陪他聊天、唱歌。想起那些用脚步丈量大地的古人在“看山跑死马”的山峰前，该是以什么样的心境才能生发“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徐霞客诗）的感慨？
当车驶入新疆库车县，烈日的炙烤让经年沉积的泥土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干燥气息。很久没有下过雨的村子，低矮的土墙上趴着蔫头耷脑的葡萄藤，扑闪着大眼睛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远方来客，在扬起尘土的道路上相互追逐、奔跑。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西域人就在这黄土之上建立了辉煌的古龟兹国。汉唐之际，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许多绿洲和民族。当车子缓缓穿过那些人烟寥寥的村子和土路，我恍惚感到自己正穿过一匹重磅的丝绸，纵使岁月让它蒙尘。这曾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方”（季羡林语），是世界文明最耀眼的珠玉。也许，我的脚下就是当年人们歌之舞之的殿堂，是众多商人熙来攘往的街市……当一阵又一阵强烈颠簸袭来，爬过一个个土丘，我看到了鸠摩罗什的塑像。
一切旅途的奔波和困顿，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我知道我们要找的克孜尔千佛洞就在眼前。千佛洞规模宏大，单是已编号洞窟，就有236个。这宏大的石窟群是龟兹古国历经2000多年还得以较好保存的珍贵遗迹。并非每一个编号的洞窟都能参观，但已近黄昏才抵达的我们有心无力，也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洞窟看看。景区为我们分配了一位年轻的向导，她家住在不远处的木萨尔县城，在外地上大学，暑期回老家来做义工。上山途中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为我们讲述出生于此地的鸠摩罗什、滴水之岩“千泪泉”的爱情传说、因多次战争而破败衰落的洞窟……这一切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中曾被我多次翻阅；土坡上极其耐旱、枝条柔韧的沙地红柳正在招展。
光线昏暗的洞窟里，导游打着手电指引我们仰头看窟顶，她扬起好看的下巴对我说：“你看到那些菱形方格里的飞天吗？这种画像是克孜尔千佛洞里独有的。”我看到了浓眉大眼、异域风情的男性飞天形象，怀抱并弹拨着不知名的乐器；菱形的方格构图也特别罕见。在昏暗的洞窟里我压抑着内心的波澜，丝毫没有交谈的愿望。是多么自在的审美和想象才能将这样的情景绘制于昏暗的洞窟之中？是充盈着怎样神思妙想的心灵和双手绘制了他们？这一定是一个被神恩和人性光辉普照过的地方。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剜去佛像双眼的人也同样居住在此地——有人认为毁掉眼睛就能夺走画像中人物的灵魂，所以在战争和屠戮中，他们残忍地剜去了很多佛像的眼睛。而石头，顽强地把他们的身影钉在这悬崖石壁之间，纵使他们失去了魂魄，仍这样存在了十几个世纪。
导游的手电又一指：“你看到那几个跳舞的人了吗？他们是古代的波斯人。”我点点头，画中人俊美可亲，身姿灵活，手舞足蹈，人神共欢。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乐国了吧？隔着空气，我仿佛都能听见乐音和欢笑。除了熟悉导游手册上的要点，导游懂的不是很多，她皱着高挺的鼻子问我们：“波斯在哪儿呢？德国离这里很远吗？”她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到德国去看一眼“他们从我们这里偷走的壁画”。一些未被损毁的洞窟里还保留着切割完整、编上号码，还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壁画。这是德国人的“杰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美其名曰“探险者”的西方人找到了这里，充分发挥他们近代的精密技术和工艺，不分昼夜地切割和运走了许多精美、完整的壁画。这些壁画至今还在他们的博物馆中展出。我没有回答导游的话，这关于美和信的劫掠，岂止是一座座洞窟的隐痛。
直至今日，每当我想起龟兹古国的那个下午，我仍会陷入一种梦游般的不真实感。我到底是见过哪些壁画，我甚至用很长时间研究过它们的构图、人物等。我又是如何离开了那个下午？如同时空置换，我成为了一个远方来客，在龟兹国中穿梭，这可真像一个龟兹市集上异域卖艺人的戏法啊。
离开龟兹古国几年后，我从一个朋友的手机里看到了那些拍摄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被偷走的壁画”。看着那些切割精密、运输得当、保存良好的壁画，我心情十分复杂，那个年轻的克孜尔导游的脸孔清晰浮现。她也许已经亲眼去看过了那些壁画吧？在远隔重洋、宽敞明亮的博物馆中，想起家乡那些昏暗的洞窟，她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德国人会怎样跟他们的后代讲述这些壁画的来历？每一代人都在筛选和记录自己所能感知的历史，再向未知者或下一代转述我们的认知。正如“诗歌并不属于写作它的人，而属于需要它的人”（马里奥语），到底哪一种历史哪一种书写，被我们所需要？
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柏林，也无缘重返龟兹古国。长久地伫立在众多博物馆的壁画和壁画复制品前，我会感到历史更多是属于个人的，它将其气血隐藏在后代的脉搏共振中。它并不时常选择某一类人，它会将密码编写于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或者在龟兹，或者在被称为“家乡”“博物馆”的地方；抑或，在散佚的他国。人只能凭借有限的肉身和心跳去尽力与它们相逢。这种寻找和相逢，有时是诗歌，有时是音乐，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写下《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一书中的这些诗作，于我，不再是寻找也不再是相逢，它也许只是一种单纯的心念和愿望。我的一位朋友说，最纯粹的人才能写最复杂的诗，也许只有那些一动不动的树，才能看到最辽阔的风景。就像克孜尔千佛洞中那么多乘千年光阴而来的面孔带给我的感动，足以让我内心重建一座又一座龟兹古城，重塑无数个美和信的洞窟。那神佛共存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在祝祷、在歌唱、在舞蹈。他们是面壁多年而领悟的觉者，也是佝偻而目盲的老妪；是赶牛牵羊的外乡人，也是牙牙学语的稚童。他们可能每天都在与我们错身、相遇，他们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在这“一个”之中，我们便可以领悟大千世界的广阔与幽微。如是，你的命运还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命运吗？你的身上难道没有背负着千年前城池的故事？你的身体没有散发那壁画上歌吟者的温度吗？那些哭泣的人，没有流着和你一样的眼泪吗？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又怎样睁大了和你一样惊惶的瞳孔？你会把手递给那些失足落水的人吗？你会把水递给那些衣衫褴褛的赶路人吗？你又会是他们中的某一个吗？
壁画铭刻了那些千年前的存在。我，一个诗人，同样用汉语记录了我所存在的时空以及我对遥远时空的回应。至于那些失落、失传的部分，只是被损毁的壁画，它们的碎片在另一种时空也许会被弥合，也许不会。消失的，不代表没有存在过，仿佛是那些未说出的话——当年在克孜尔的洞窟中，在柏林的博物馆里，在一棵树的眼睛里，在一首诗的标点中。它们就像浩茫时空中的暗物质，肉眼不可及之处，我们将其称之为“消失”。一个诗人，则等待着下一次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