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李樯的小说难以回避一个词：无聊。这个“无聊”也许可以置换成“虚妄”。《喧嚣日》这部小说集里，李樯有意识为主人公准备了各种“无聊的形式”。《柔软下来》里谢东民与妻子李小艾的日常生活往往由争吵、猜忌、冷战所构成；《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在深夜街头不断地徘徊与遐想，却又难以言明徘徊与遐想的指向所在；《爬行游戏》中同样名叫谢东民的男子则对“爬行”行为形成了近乎病态的迷恋心理……颇具意味的是，《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里主人公的名姓不断重复，“谢东民”、“余浩”频繁以不同的身份面目穿梭于迥异的情境场合，这似乎也与李樯在写作过程中格外在意的“无聊的形式”构成微妙的呼应关系。

　　不过，假如因此将小说集《喧嚣日》的叙事主题设定为“无聊之人行无聊之事”，又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爬行游戏》的谢东民、《大雪之夜》的余浩也许可以被归类为“无聊的人”，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他们的“无聊”其根源在于这些男性人物缺乏足够的能力表达自己对于所处世界、对于周遭人事的情感态度，相反，他们的情感着力点时常很轻易地被某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消解或者说挟持，这也导致“谢东民们”最终只能作为“无聊之人”去“行无聊之事”。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聊”其实是一类男性群体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生存策略，甚至于可以认为，他们需要通过“无聊的形式”重新确认相关内容被遮蔽的意义：《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不断找寻前任与友人，是为了重新确认自我生活方式的意义；《爬行游戏》里谢东民学习蛇的样子进行爬行，是为了重新确认自我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喧嚣日》的谢东民在大学毕业前夜送暗恋的女生回家，以及种种记忆片段的涌现，则是为了重新确认青春过往的意义。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试图以“无聊的形式”去破除固有生存模式与情感障碍的束缚，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最终却被一种相近似的压抑感缠绕，是“更浓黑的夜色和寒冷”。而他们在后知后觉中将“无聊的形式”内嵌为日常框架里的“硬块”，且逐渐将这些“硬块”编织为他们人生当中挥之不去的凋敝本质。

　　另一方面，李樯对照小说主人公所面对的“无聊的形式”，屡屡营造出一类封闭性与流动性共存的空间状态，那就是旅程。而如《乌城在别处》《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长安行》所叙写的旅程，又似乎沾染着一层不可触碰的梦境。不过李樯在文本中构建的模糊、晦暗、混乱、漫长的旅程，并非旨在借此与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形成明晰而又激烈的对抗关系，因为旅程往往在某个不经意的节点戛然而止，无法抵达梦寐以求的终点。在李樯的小说中，旅程之于旅人，这本身就是一则具有讽刺意味的寓言：《乌城在别处》的“我”在“乌城”之外无休止地兜转徘徊；《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从睡梦中醒来，但“感觉还像在梦里那样飞着，找不到地方着陆。一旦落下去，就会有人拿着刀追着要砍死他”；《长安行》的青年一龙满心期待能与恋人重逢，却因前往长安途中的意外遭遇而下落不明。本因具有想象性质与彼岸指向的旅程，只是在延续着旅人们无法逆转的命运轨迹。

　　除了“无聊”或者“虚妄”，与“戛然而止的旅程”，还应注意到，李樯小说集《喧嚣日》往往内嵌着一组“青春—中年”的结构关系，但李樯在《喧嚣日》《十年灯》《一张脸，两张脸》等作品中对于年少青春的聚焦，其根本意图依旧还是联系着作者本人显然愈发感同身受的中年之境。或者可以认为，李樯试图通过一种特定的青春书写模式返照当下多数中年男性屡屡感受到的遗憾与缺失。与之相关，假如结合与李樯年龄相仿的南京作家如黄孝阳、曹寇、赵志明、李黎等人的小说，我们能够察觉到这些写作者试图在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之内进行“中年变法”。这里也涉及一个问题：“中年变法”所“变”的究竟是怎样的“法”？“法”，当然可以指认为是某种已然确认边界与秩序的规范、守则。具体至小说集《喧嚣日》中的诸篇，“法”又可以引申为中年男性群体需要遵循的角色义务及相对应的行为模式与情感态度。细究“谢东民们”的“中年变法”，首先要意识到李樯在小说内指涉的“中年”并不限定于通常所认定的生理层面的“中年”。如《爱情是如此缥缈》的主人公谢东民与翁小麦在旅途中经历一番激情缠绵之后，两人返程途中却“变得少有话说”。谢东民虽然在生理年龄上处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过渡期，但他已然体验到诸多中年男性在进入婚姻状态后难以逃脱的精神困境，“我感到一阵虚浮。皖南一行我经历了什么，陌生、性诱惑、激情，还有莫名的平静，最后的无聊之感”。

　　李樯部分小说里男性主人公身体层面的畸变，也是相应人物进行“中年变法”的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殊形式。《爬行游戏》中的谢东民借助身体达成了在外界看来极其怪诞，却又逐渐受到城市中女性欢迎与模仿的爬行行为。而谢东民本人在“身体变法”的过程中，其思维模式与情感态度也产生了明显转向，琐碎日常裹挟下的人际结构模式对他而言成为了一种时常生发出焦虑感的负累。小说结尾处，谢东民意图通过爬行逃出看管他的房间，“透过窗户上密集的铁丝网络，他看到了发着幽蓝之光的夜空，以及天边几颗微弱的星星，虽然都很模糊”。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现象，《乌城在别处》《喧嚣日》《大雪之夜》等小说里的男性主人公在经历生活突围的挫败后，往往陷入某种介于现实与想象的模糊境地。这未必是李樯有意为之的写作目标，但却是“谢东民们”必然的结局走向。

　　至于《柔软下来》中谢东民的“中年变法”，则是将好友崔灿的家庭变故作为重要的参照对象，从中完成对于自己现实处境（包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与行为情感）的重新审视与反思。这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雷蒙德·卡佛的小说《羽毛》，一个家庭（“观看者”）从另一个家庭（“被观看者”）的不堪与波折中汲取生活的动力，在近乎窥探的体察中获得感知幸福的分寸感。而谢东民本人“中年变法”的要义则是使自己“柔软下来”，如同谢东民身处的出版业整体状况，在经历某种难挨的寒冬后“进入相对平衡状态”。他所改变的并非“法”，而是自己如何看待、处理男性进入中年之境所要面对的局限与骚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真诚的调整，拾起对于生活本身的敬畏之心。当谢东民能够以全新而又具有“平衡状态”的视角与心境去理解中年之“法”，他也因此获得了重新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李樯小说集《喧嚣日》带给读者们的某种启发：在“谢东民们”将“无聊”视作对抗中年之境的生存策略的同时，他们之中的一个“分身”却于“无聊”时常被忽视的暗面寻找到有关中年之“法”更为辽阔的意义。